台灣自明清時代以來，移民墾荒的社會，普遍出現重男輕女的現象。日治時期，公學校學生中，明顯地女孩子較少，尤其在鄉下更是如此。為中等以下的台灣人家庭，往往指令女兒留在家裏做副業或外出幫傭賺取生活費，只有小康以上家庭才可能送女兒入學。到了二Ｏ年代後期，此現象略見好轉，女子中學校的畢業生受到尊敬，又可以提高做為新娘的身價，所以入學者逐漸增加。
當時出身大富商的畫家陳清汾到歐洲留學，深為巴黎的女性所著迷，因為「她們無拘無束，真正自由，擁有非常明朗活潑的美。」他回想到自己親愛的姐姐，結婚後便很難再與家人相聚，深感悲哀。
浮現在我腦海的台灣女子，受家庭束縛順從丈夫，即使心中不滿也不敢報怨，只能一輩子生活在不幸中，實在值得同情。總之，台灣的女性只能忍耐家族決定的婚姻。
陳清汾在戰爭期間到上海生活時，製作的上海時尚女子形象，「支那婦人」是不是就代表他的另一種驚艷呢？
沒有獨立自主權的女性也不可能活潑自在地出現在畫面上。在台 灣活動的畫家普遍的抱怨便是很難找到適當的、或自願的女性模特兒，作為學院派人體畫的對象。他們只能說服或強迫自己的妻子，或利用青樓藝妓。
都會生活中，中產階級受過新式教育的現代女性中，以從事教員、護士、助產士等職業最受尊重，其次則為公司行號的服務員。她們休閒時從事手工編織、西洋音樂與美術創作等，也追隨日本流行的美容術，穿起輕盈的洋裝，也有些年輕台灣婦女，穿著上海流行的服飾，剪短髮，成為摩登的社交人物，享受未結婚前的短暫自由。絕大多數的女子婚後便留在家裡，育兒養女、賢妻良母的形象經常出現在畫面中。此外，畫面上常見的溪邊浣衣，茶葉加工也是以女工為主的勞動景象。戰爭時，她們也被要求加入愛國會，擔任後方工作。
畫家描寫自己妻子的名作，如感情豐富的陳植棋，用傳統的紅色新娘綢襖衣裳為背景，為夫人創造出台灣女子典雅高貴的形象。陳進則以自己的姊妹為對象，描寫時髦而有教養的女子活動。陳敬輝則喜愛以他的女學生為對象，強調出活潑、明朗、有紀律的一面。少數女畫家的自畫像則流露出她們誠懇的表情。女子的形象除了極少數有關娼妓的話題之外，大多是明朗、有教養的，這到底是符合什麼樣的事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