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黃仁宇:如何確定新時代的歷史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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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曾寬 on March 04, 1998 at 10:34:50:

◆     如何確定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3)

              ﹒黃仁宇﹒

            四、中國現代史之輪廓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尚在滿清末季,其上層組織為君主專制,以昊天誥命的名
義執行,帶有宗教性格。基層原以小自耕農為骨干,近數十百年來佃農問題亦逐
漸引人注意。但是除了一九二九年金陵大學農學院作過一次實地抽查外,其情形
不得其詳。一般印象則與傳統觀念相反:農村問題最大關鍵在于「貧」而不在「
不均」。耕作地既分割至細,則每一單位無從獲得有意義之剩余,總之即不能存
積資本,租佃問題只使個人間關系更為緊張,卻不能再更變整個局面。農村內之
勞動力亦為此種小塊耕地所拘束,大部系低度就業under-employe
d,剩余之勞力亦無法輸出或另謀生計。土地稅之收入為數亦至為有限,只能供
應傳統式之衙門而無從用作任何突破,中國之被稱為「一窮二白」,不可能未具
備基層之原因。

  至于上下間之聯系,前在闡述財政稅收情形時業已提及。在滿清末年主持此
聯系者仍為由科舉制度及其附屬機構所培養之士大夫階級。他們入朝為官僚,退
職為鄉宦,考試之前各省派有名額(傳統習慣即稱此為「選舉」)。誠然他們可
以在國家與社會間具有衽帶式之功能,只是他們之通知特長無非「詩云子曰」的
文墨及意識形態,只能用作維持「尊卑、男女、長幼」之社會秩序,即間或有能
臣,其所設施具有軍事經濟價值,亦因其為非常狀態,缺乏上下側面之支持,無
法造成體系,不能持久。

  這是一種令人感到窒息的狀態。傳統體制上的弱點既在十九世紀徹底暴露,
二十世紀之清算舊體制有如摧腐拆朽。昊天明命的專制皇權既已于一九一一年被
推翻,維持上下聯系之文官組織尚因一九零五年之廢除科舉而地位動搖。基層之
情形更早已失去掌握。如果歷史真能納入試管,民國肇造以來的事跡可以重演的
話,則前段所列西方政治經濟思想家應能對重演的事跡提出若干預測。

  這也就是說,歷史觀點無非就今日立場將過去事跡回溯倒看回去。我們既已
身歷百年來大變動之后果,理應能推究其前因。只是如黑格爾所說,邏輯性之現
實可能超過人身經驗。亦即百年來發生之情事經綸萬端,內外前后互為因果。看
法亦可千變萬化。我們極易將偶然細節視作千鈞重點﹔或將切身感受,視為全般
狀態。所以親身只眼體會之不足,尚待引用思想家之分析補助。而以上諸人所著
書,正符合刻下之需要。我們再度體念中國近代史及于一九一二年民國肇造至一
九二六年北伐開始,可以從前向后看去,感受到以下的傾向及徵兆:

  ●這國家正醞釀著一個划時代的大變動。主因為傳統體系無法改造利用。凡
上層機構下層組織及上下聯系均須重建。

  ●民國初年所修憲法約法以及召開的議會注定無實效。他們非歷史產物,而
系倉促制造。他們本身尚為社會之外界體,不可能與基層接觸。

  ●行憲失敗軍閥割據不能避免。在「所有人與所有人作戰」的階段內,只有
私人軍事力量,以人身關系聯系,用不正規的財源支持(如鴉片專賣)才能差可
維持秩序。軍閥之弱點不在違法(此時已無有效之法律可守),而系不能保國衛
民。以中國幅員之大,軍隊-指揮全賴私人關系,其經費來源又不規則,即至難
在一兩個省區外收效。是以軍閥連年火并未已,遑論及創造新體系,是居「巨靈
」之位而不能提供巨靈之功用。

  ●次階段才為革命政權之興起,可是縱如是,革命政權最初亦只能在軍閥體
系之根基內產生。不過人身關系可以逐漸代以革命意識。鴉片專利式之籌款,逐
漸代以較正規方式,如收回關稅、向外借款等。在技朮上講其衍變仍為漸進。

  ●革命政權首先重建中國之高層機構,使國家能獨立自主,但終亦必改造其
基層。整個體制改組有以下諸特點:

  ﹒商業法律代替農業式之管制。
  ﹒為賦予各個人公平而自由交換之能力,「勞力價值論」將被引用。
  ﹒干預私人財產權限于軍事行動及尚未復員期間。
  ﹒改組成功之后國家社會具有競爭性之經濟性格,也能用數目字管理。

  ●此種廣大的群眾運動有軍民廣泛而不計犧牲的參加,無疑的背景上必有「
公眾之志愿」在。但是在過程中即領導人亦無從全部了解其行動之真意義。況且
利用群眾心理,又為任何革命行動中不可或缺。所以在行動的過程中,有意與無
意之間必將產生歪曲事實之意識形態。凡此均待編修歷史時訂正。使事勢確定而
不可逆轉時使全民能接受歷史之仲裁而賦予含默之認可。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北伐開始蔣介石與當日之國民黨之
所作為實系替新中國創造一個高層機構,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統一軍
令下的國軍,全國通行之幣制,數百年來未及施行之征兵法等,從茲獲得外強承
認。此工作之一部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借北伐及中原大戰時推行,當時仍接受籠絡
收買軍閥部隊,如是繼續至抗戰時完成。

  此項工作不能得到好評,而且受「貪污無能」之指摘者,實因高層機構僅具
輪廓,并無基層組織在側后支持。縱即國家具現代型貌,社會則依然故我。有如
新型軍備器械經行內地,民間無適當之交通工具策應。兵役實施不如理想,則因
健全之司法體制尚付闕如。國民之識字率亦不及百分之十。甚至軍中不能以階級
服從,權利義務重重節制,而系倚靠人身關系以「有面子」及「無面子」之落后
的社會價值維持。此情形亦等于骨骼具在,其筋肉血脈及神經系統則疏松殘缺,
仍不能作正常之運轉。

  責備蔣之不能整飭內部,批評者須先看清中共企圖翻轉改造中國低層組織之
困難情形后方能作定論。

  及至國軍撤退至台灣后,乃因此地無大陸一片赤貧情形,日據時代亦在社會
改組略具根基,乃可以陳誠主持之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強迫地主以
低價讓出限額以外之田土,由佃農接收(仿麥克阿瑟在日本之土地改革)。并接
收美援(至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時共得十四億美援),才避免社會沖突,收到改
組基層之實效。又在一九六七年頒行新稅制,全面增稅,打破傳統經濟在低范圍
內保持平衡之局面。增稅收入則將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至九年。台灣今日之
推行民主不能不歸功于數十年之預備工作。

  改造中國之基層,其最艱巨一部分工作仍在大陸,由毛澤東及中共執行完成。

  中共與國民黨聯合之后交兵,役使一九三七年放棄內爭而共同抗日,抗戰中
途又再度反目,終于對日勝利后展開全面之內戰,此中頭緒紛紜。可是今日局勢
澄清,我們可以看出:創立新中國之高層機構及重新再造基層同屬艱巨工作,雖
則事勢上須要連系,技朮上卻至難并容,蔣之創建高層,旨在救亡圖存,凡參加
者來者不拒,不僅兼并異己,尚且招攬軍閥殘余及社會上之舊勢力,以期用現有
力量突破難關。毛及中共之改組基層有如更換地毯,必須掀動全局,無可妥協。
只因此間之分岐,兩方之對外政策,動員程序,宣傳組織始終南轅北轍。

  兩黨之分裂背離固然始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之「清黨」,可是清黨運動前中
共亦已暴露其背離態度。此時爭辯誰是誰非無益,總之中國之長期革命受內外煎
逼,時間短促。群眾運動亦有如個人,有自衛而圖生存之必要,此為內戰之核心
原因。

  此間尚值得注意者則最初多數共產黨人,亦如其他國際共黨,旨在遵循馬克
思及恩格斯之信條,活動于大都市,集中于經濟前進部門,不意中國新興工業范
圍狹小,勞動階級力量脆弱,一經國民黨摧毀,只有接受毛之領導,從茲中國之
共產運動主體上只是一個農民運動,專注于社會之最低層,迄至一九四九年毛亦
無意另自構筑國家之高層組織,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整個摒棄都市文化,亦
不沾染金融經濟,以干部開會討論方式代替職業性之官僚機構。如此雖與蔣及國
民黨成為生死對頭,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上講卻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
運動。

  這長時間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無人能全部掌握,構成整體的腹案,處處按
計划施行。而是各盡人事。只因為問題之龐大,超過任何人事前預計之眼光。只
到社會里的各種因素全部投入歷史與戰爭的大熔爐內,這些因素的消長變化,凝
聚而為「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才符合黑格爾所謂「邏輯性之現實多時超逾人身經驗」
的說法。他和盧梭所說「公眾之志愿」的內容,至此才全部揭曉。

  以「貪污無能」四字指責蔣介石的人,大都尚未了解他手下問題之大。國軍
在大陸的失敗,實際由于在城市中構成的金融體系,缺乏農村全面的支持,在入
不敷出的情形下終至破產。中共發展至今日之情況,大都亦系摸索而來。總之當
初發覺與國軍作戰,不得不以土地改革為餌,誘導農民參加。以后一步逼一步,
明知地主、佃農、富農、貧農當中區別有限,只是不徹底杜絕「剝削」,無法突
過難關。及至沒收地主土地按口均分之后發覺此非長久之計,乃決定由合作生產
至集中生產,才有大規模之人民公社。

  可是縱如此,數億人民失去支配本身命運之權利,雖「解放」而全部農村仍
只被搓捏而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既無法制也缺機緣使農村內剩余的勞動力向其
他方面另尋出路,而毛自身也發覺解放已到盡頭不能再解放的彷徨。據他私人醫
生所說,他晚年剛愎自用,一心與天地同高,去長江大河巨海中游泳,與多數年
輕女子發生關系,經常數日數夜不得成眠,從一個革命的理論家和實踐者轉變而
為一個脫離現實的詩人與藝朮家。固然他的私生活不足以毀滅他的群眾運動﹔只
是他已冒險犯難解決中國几百年留下的大問題卻又使今后的局面停滯,他自己也
應知道此非歷史的決策。所以他最后與尼克森修好,已表示有打破局面的趨向。

  其實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國社會并未完全停滯。此時政府用「剪刀差形
式」以低價向農民購買糧食,也以低價配給市民,借此壓低兩方工資。據北京國
務院一個研究機構的估計,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全民吃大鍋飯穿藍布襖,節存
得一段資本。內中農民之貢獻即值六千億人民幣(一九八五年之價格),為鄧小
平改革開放之本錢。

  「只有改革才是大道理」,這句話籠括著中國今后動向,也宣揚著繼蔣介石
毛澤東后中國長期革命中第三階段的主題。在重商主義的氣氛下,經濟不僅要提
高人民生活,并且尚要在交往進出之間厘定國家的新法律。近年大陸草擬并公布
的法律,如公司法、勞動法、保險法、對外貿易法、和國家賠償法等即是重訂上
下間法制性聯系的表現,借此構成永久體制。

  難道過去全無類似的條文與例規?當然具有。可是能否行得通,其能通行的
范圍則成疑問。原來一項法律能否執行生效,全靠社會之強迫性social 
compulsion在后做主。過去中國之立法表面上現代化,實際與人民生
活習慣相違或互不銜接,其詞句讀來似外國文,宜其無法通行。再向其側后看去
則是民間的經濟因素無從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政府的財政稅收開支也不能在數目
字上管理,所以外強才要開設租界,制立領事裁判權,從事內河航行,進而划分
勢力范圍圈。這也就是說,民族、民權與民生都有彼此關注,互相牽引的作用。
除非有體制上的改革,無從局部的現代化。

  今日之中國決非所有的問題均已解決。但是經過五十年的徹底破壞和以后的
重新部署,規模已具。即大陸方面的經濟發展也可以自鄉鎮工業著手,即是上下
左右可以交流貫通之明証。此中情景已逐漸與西方習慣銜接,也與世界潮流融合
,此與傳統的尊卑、男女、長幼之社會有了至長至遠至大的距離。

(未完待續)
◆        如何確定新時代的歷史觀--
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四)

﹒黃仁宇﹒


五、中學為用的緣由及應賦予的考慮

如上說來中國長期革命已告功成,中國歷史既與西洋文化匯合,百年來的改
造與奮斗也可以用西方科學知識與政治經濟思想解釋,從今之后,中國是否應放
棄傳統文化而徹底抄襲西方?

在答覆這問題之前,我須要提出兩個例子。日本在第二次大戰后被美軍占領
了七年,也曾接受麥克阿瑟主持的「再教育」,只是這國家傳統精神之稱為「神
道」的只有較前更蓬勃。原來神道并無不能解說的奧妙,無乃穿鮮明潔淨的衣服,
應山川自然之靈氣,在日用生活中掌握到適時動靜的訣竅,以便和宇宙之運轉呼
應。如果在精神上能與大自然的力量凝聚,也可以在一種詩意的情緒下,算作進
入了永久生存的境界。用這種信仰與習慣去支持軍國主義固然可以乘「神風」而
升華,可是用以探求科技,協定工商事業,也可以精益求精,在個人及團體間,
感到互助互信的功效。日人即用以資助戰后之復興,保持民族精神而在和平競爭
之中占先。

新加坡華裔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傳統儒教思想具在,其他以馬來民族的成份
多,信奉回教。附近也全是回教徒之領域。兩種傳統之精義,均主敬而重紀律。
雖說創制伊始,做作得過火,卻決非無民意支持。

德國十八世紀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在寫作時極力
倡導「民族精神」(Volksgeist)這一觀念。他認為每一民族和每一國家在其發展
的過程中即已創造其獨特之風格。這民族精神之一觀念,也是黑格爾提倡憲法乃
是長期累積而成不容臨時制造之憑藉。

說到這里我們也面臨另一問題。我作此文時中國正被東西方很多國家猜忌。
一般的觀感: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擁有十億以上的人口,尚擁有原核武器,預計
下一世紀里,她的國民生產毛額也要居世界第一(此種估計憑何標准是否實在不
計),自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又屢與鄰國發生武裝沖突,尚且向外兜售武器,擴
充并提高軍備,籌議建立遠洋海軍。因此若干美國人士公然提出拆散中國和堵截
中國。當中一個比喻即是今日之中國,已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而我在
此時提出發揚中國的民族精神不算尚且引用德國學者,這不是火上加油,增加中
外間沖突的可能性?

我的答案如此:赫德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并非窮兵黷武,而系有創造性藝朮
性的成就,見于詩歌及文藝。主張這樣的見解也不只他一人,像英國政治家柏克
(Edmund Burke, 原籍愛爾蘭)反對法國大革命之過激,主張對美洲殖民地寬厚,
至今被奉為歐洲保守主義之巨擘,也曾提及若國家為人民公約組成,這公約應包
括死者生存者及尚未出生之下一代,保存著科學和道德,不能像買賣胡椒、咖啡、
煙草與印花布那樣的方便。而我在這里提出的民族精神也非暴虎憑河死而無悔的
匹夫之勇。那樣粗獷性格始終不是中國人之本性。

如果我們引用長遠眼光縱觀歷史,不難看出中華民族特出的精神,無逾「人
本主義」的根基鞏固。人本主義(humanism)即是以人情為主體。其立場并不反對
宗教,但無須宗教之神秘性格,有如「祭人如人在,祭神如神在」,和「敬鬼神
而遠之」。它也不待于邏輯之完整,因為邏輯乃是辦事時之工具,并非掌握全部
人類思潮之主宰。所以「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中國之人本主義尚且不分畛域,有接近世界主義之趨向,有如「舜東夷之人
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和「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份荒服」。
也必會站在防御戰的立場而不主張發動侵略戰爭,才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
惟恐傷人」的說法。而其最重要的關鍵則是「不為己甚」,「忠恕而已矣」。

儒家的思想,縱受法家與道教的折沖和調節,主要的是一種入世的思想。個
人之希望永存也不過敬宗法祖子孫相繼,在血緣關系上得到永久的存在。因為愛
自身才推己及人。于是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一時并往諸來。因之才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秩序。

這樣說來,我豈不是也陷入「詩云子曰」的巢臼,在宣揚「尊卑、男女、長
幼」的社會價值,回歸到魯迅所謂「吃人的」舊禮教?

此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這也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精義之所在。君主
專制體系之提倡道德,以狹義的道德,寫進硬性的刑法里去,「詩云子曰」構成
士大夫特殊人物進身之階,各人以道德標榜自稱君子,斥旁人為小人,以發動黨
爭,爭取名位。「體制」與「用途」之不同,有如「政」「教」之分離。今日提
倡之倫理道德,則在程序上次于法律,而品位上高于法律。各人既為公民,首先
必受權利與義務的約束,斷無不守法而知禮的道理,也不當以名譽要挾,逼人為
善。更不能以一己主見,自以為是「理性」而違反經過技朮上程度之立法。

中國革命業已推翻了「尊卑、男女、長幼」的桎梏,因為這種教條成為法律,
造作人為的不平等,妨礙社會上公平而自由的交換,遲滯了社會的進化。可是這
并非主張在百姓日用的場合上講,連各人自動的敬老尊賢也要摒斥,家庭成員的
分工合作之和諧也算反動。「藏富于民」做得不好,使稅收短缺,政府無從為人
民服務,于是只重管束,已經我們批判。可是這也不是主張民間應無絲毫儲蓄,
所得應涓滴歸公。提倡「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可以判明此間之是非。

而且中國人人本主義的精神始自家人親友,也無法禁斷。我隨意翻閱台灣的
報紙刊物即發覺龍應台、高信疆和聶華玲諸人的作品提及母愛,情緒細膩而洋溢,
即為其他各國現下文藝之所未有。朱自清所作《背影》,敘父子之情,為我年輕
時讀過,今日仍為台灣若干學校選定的讀品。前些日子我遇到小說家張大春,我
剛一提及數十年不去大陸,舊地重游時發現凡所交往接觸,昔日之人情味依舊。
他立刻首肯,因為他所聞所見也與在台灣的經驗相似。可見得傳統文化的力量源
遠流長,不因體制改組而漠滅,雖「文化大革命」亦不能使其動搖。

中國人所謂「學」含義極為廣泛,包括自然法規(law of nature)、詩歌文
藝、人倫道德。換言之,不僅是知識,實際是教育。所以古籍中很多資料,而尤
以《詩經》、《四書》、《左傳》、《庄子》和《史記》等,或陶養性情或放寬
視界,而幫助年輕人自我的樹立律己的原則和主敬仗義的精神。從這些資料中,
我們也才能產生海內外華人之共識。我主張多采用作小學中學內的國文教材。既
稱為「用」,則可以接受過去的安排,不必另造成系統,指定解釋的權威。這些
資料的引用,當然要有選擇性和適應性。我們當然知道今人無法守「三年之喪」,
也不能動輒「觸槐而死」,也不能因人家「日進車騎美女」即仗義輕生。我們要
知道時至今日,在美國教堂里做禮拜,牧師與信徒讀「摩西十誡」,猶且將「你
不當覬覦鄰人的妻子」和「你不當覬覦鄰居的牛」說在一起。我曾親耳聽到一位
「星期天教師」(sunday school teacher, 當成人在教堂禮拜時在隔室以基督
教義講釋于孩童前的教師)說及,當她講釋耶穌教人被旁人批頰時,可以另頰請
他照批一節曾引起孩童的轟動。他們都說要是被人欺負而不還手,他們的父親將
會不理睬他們了。此中包括一個言辭與習慣的問題。以紀律約束自己的貪枉和替
對方著想都是基本原則,如何實際運用今昔環境不同。

(待續)
◆          如何確定新時代的歷史觀
--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五)

﹒黃仁宇﹒


六、「用」必須因「體」而調節

從最長遠的眼光看來,中國歷史之發展以公元前因環境需要構成政治上的初
期早熟,所有文化上之傳統即在此時具定型,所以我提出的古籍也以此期間為主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即泛稱秦漢之交以前的四百年為「子學時代」,收獲
最為丰碩。茲后自董仲舒迄康有為前后亙二千年統為「經學時代」。此期間的學
者大體只重新解釋經典,無非「舊瓶裝新酒」。他不可能對這段時期特別推崇。
「中國在許多方面不如西洋,蓋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面,特其一端而
已。」我讀來深具同感。上文提及二千年來法律既無新創意,經濟進后反退,政
治思想里即不可能有划時代的突破,總之即無法避免官僚政治的體系。宋儒所提
倡非只個人之修養,他們以為用宗教式的虔誠感應,透過正心誠意,即可以治國
平天下。因為物有陰陽,氣有清濁,即反應而為事有正邪人有善惡,或依「天理
」或循「人欲」。因之將所有的技朮問題說成一個道德問題,導引出來「君子」
與「小人」之爭。至此將倫理之理、心理之理、物理之理和地理混為一談,用美
朮化的方法互相影射。我已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書內有專題的批判。李約
瑟博士也早已在《中國科學技朮史》之卷二說及此種見解,在尚未產生一個「牛
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總之其結論則是
「不能用數目字証明」。我尊重各專家從心理學的立場研討理學可能的功用,或
從社會學的立場分析理學家之背景(即李約瑟批評理學和《易經》,也要經過研
讀的階段)。可是我不能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來,承認宋元明之理學是推進中國
之工具,尤不能相信它代表中國人之民族性格。

明代心學最高峰以王陽明為代表。他否定知識出自客觀,他的口語為「天下
無心外之物」,其所牽涉我已在《萬歷十五年》一書中述及李贄時提及。最近蔣
介石之文件公布,內中表示他本人受王之影響極大,(因之台北的草山經他住過
即名為「陽明山」)王陽明之「知行合一」被蔣更推進一步,成為「不行不能知
」。蔣之領導抗戰最先無全般計划,無預想出路,無友邦支援,無財政預算,只
以被逼不已,挺而走險,企圖死里求生,雖處旁人感到絕望境界而始終不承認現
實,而抗戰也終因此獲勝。我已從《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里推崇他的
度量與氣魄。可是我仍只能承認他的倚藉是一種革命心理,他自己也認為這是一
種行險僥幸的辦法(他自稱「瞑眩療疾」和「孤注一擲」)。所以我不能認為這
是一種正常的哲學。我對王陽明的看法,亦復如此,「天下無心外之物」過于主
觀,不能構成共識,而終明代王學也只能產生一種分裂的作用。

在敘述經學時代時,我接收馮友蘭的見解,承認中國哲學家并未在這兩千年
內打開出路。當然這樣的否定,并非絕對。中國人創造的佛教教義透過天台華嚴
諸宗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作為團結的力量,不能抹殺。即不能極度的恭維
朱熹與王陽明諸人,也并不是要將他們的名字,摒除于中國通史之外。只不過闡
明他們未能在官僚政治之外另辟途徑,中國才在二十世紀須要全面改造,推究其
因果時我們只得借重西歐的科學家,而在體制上講,中國之現代化與西化區別至
微。

倒是在改造的過程中傳統精神再度活躍。蔣介石手訂的《軍人讀訓》(一九
三六)之序提及:「如何而后可以保我祖先遺留之廣大土地?如何而后可以保我
繁衍綿延生生不息后代之子孫?如何而后可以保我國家獨立自主之國權?」已經
標榜著一個作防御戰,在血緣關系下求永存的宗旨。他所作對聯「生活之目的在
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一九二四)則更有
一個超過民族主義進入世界主義的趨向。毛澤東雖自承為馬克思的信徒,動輒標
榜階級斗爭,在他不經意的時候卻流露著他所受傳統教育的影響無可推卸,有如
不受邏輯拘束的「愚公移山」,和他所作詩「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以美朮化的方法和道德觀念支持革命的實踐。鄧小平之趨向人本主義的表現更
為明顯,見于他的口語,也見于他的生活照片。中國的長期革命是傳統精神持續
的發揚之后果。

七、結論

西方因受宗教上「原罪」(original sin)觀念的影響,承認人性為惡,自柏
拉圖(Plato)至奧加斯汀(St. Augustine)都否認人間可能有至美至善的組織。所
以民事政府不過問個人良心之事,只規約各個人不侵犯旁人,對公眾也只盡有限
的義務,其他懺悔贖過良心上之事概由教堂處理。這種有限度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平日干預各人生活不深,技朮上之能力反繁復。一方面也是由于經
濟發達,凡民事都可推送到貨幣頭上去。政府只要厘定稅收條例,利息限度,工
資與雇佣關系,遺傳與破產程序等等,即已大致完成其管制之職責,無須事前干
預各人行為,至私人之爭執更是法庭之事,一般情形之下無須普遍的使用警察權。

但是這種體系及其日用之規范,經過几百年實用而成,而且近身之改革無日
無之,有時反覆修訂。中國放棄傳統昊天明命的皇權,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
結構,和民間彼此放債收租的習慣已經在民主與自由的途徑上猛進一步。今后的
修訂還待兩種思想體系琢磨切磋而成,尤待經濟繼續發展構成多邊社會之需要而
定。此時如放棄精神上之力量和人本主義之精萃,一意在抄襲西方,尤以在大陸
法制尚未完備時,各人即在爭取個人主義之權益,都只會遲滯民主與自由的展開
。我在一九八九年北京版《萬歷十五年》之跋內提及「西方所謂自由與民主都是
抽象的觀念,務必透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
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之自由也與美國的自由有差別」即沿于此理
解。

不僅如此,中國傳統的人本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精神尚有它特殊的任務在。

現今在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構成的經濟體系都具有西方現代商業之規模,
也都取利于各處價格之不平衡,也都具競爭性格,因之也被西方若干人士嫉視,
堵截中國和拆散中國之提議由此而起,雖為極少的人士提倡,卻深具危險性。現
今之工商業一經展開即無法遏止,我在寫這篇文字時大陸農村內剩余之人口趨向
城市就業的以數千萬計(德國及挪威工業化時此等剩余之勞力以向外移民解決)
。我們企望進入二十一世紀,他們則掙扎著進入二十世紀,以這問題之大,不是
我們置身于香港台灣甚至日本和美國即可以處于事外的,也不是軍事力量可以阻
遏的。惟有疏通今日城市中經濟方面前進的部門,才能舒展內地落后的部門。誠
然世界之資源以現今分配的方式不容再高度的競爭,可是這不是一個可以用戰爭
解決的問題,即使中國的問題不計,世界上還有近一半的人口,他們也希望進入
二十一世紀,他們也可能受到壓力全面改造,采取工商業體制。

這樣看來世界各國全面目競爭的局面已成往跡,今后各國衷心合作成為不可
避免的途徑,操縱陽光的能源,改造地形,修整工業對環境的污染破壞都是超過
一個國家能力的工作,都需要大量投資也都可以在分工合作的條件中賦予先進國
家及改造過程中的國家如中國全面雇佣的機會。

古人說「繼絕世舉廢國,柔遠人,來百工」雖然免不了自高的語氣,卻為其
他世俗文學里所無,只有宗教的經典里才有類似的說法,尚且未曾說得如是剴切
。今日中國為著本身之安全和對全人類的貢獻都有繼續著此傳統之必要。可是將
這些響亮的名目付諸實施前,台灣海峽的兩岸三方務必增強互信。過時的名號如
「共產」可以就此放棄,打破馬克思不能評議的禁忌。以歷史代替意識型態,也
就是接受歷史的仲裁。

(全文完)

(寄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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