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介爱国学者杜亚泉先生 (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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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有惑 on September 16, 1998 at 22:16:08:

哲 人 日 益 远 典 型 在 夙 昔

——简介爱国学者杜亚泉先生

人,生而有家有国。家是休养生息之处所,国是家的大而化之。人的命运与家国息息相关,或礼赞高歌,或忧患危亡,道理极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也许是西方文明的折射,也许是饱受外侮及民族危机的反弹,二十世纪初,我国知识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呼号如飚,学运似潮,不足的是,于情结化的热浪中似乎缺少了一点冷静的思考。
运动可造就声势,但运动更需目标。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思想者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至今鲜为人知的杜亚泉。
手头便是一本《杜亚泉文集》,田建业等人选编,王元化先生作序。亚泉先生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1889年中秀才,1885年岁试考经解,名冠全县。因甲午战败,思想遽变,认为“经学亦无裨实用”,决心自学外语与自然科学,立志以实业救国济民。1990年协同蔡元培办绍兴中西学堂,传播新思想;同年独力创办《亚泉学馆》,废弃经学,专授理化类生物科学,旨在培养科技人才,被称为“后来私人大学之滥觞”。并编撰出版《亚泉杂志》——是我国最早的一本科学期刊。1904年上海商务书馆聘杜为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服务二十八年之久。于此期间主编《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两书共有五百五十万字,是我国第一部专科大辞典。蔡元培作序:“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1911年受聘《东方杂志》兼任主编。接手后一改保守因循,进行重大改革,分析形势,议论时弊,面貌一新,成为当时销量最大,影响深远之刊物。笔政九年,发表专论、杂感、时评及译著约三百余篇,有热烈赞扬辛亥革命之《革命战争记〉等文;有治国之建言〈中华民国的前途〉等;有揭露抨击袁世凯独裁卖国之〈论依赖外债之误国〉等;更有认为改造社会需先提高国民素质与觉悟,外引西方精粹,内承优良传统,主张渐进的〈现代文明之弱点〉、〈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等等。1918至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接连撰文,倡言“全盘西化”,力反传统,与杜进行论战。迫于当时激烈的社会思潮,杜辞去〈东方杂志〉主编。1924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华学院,招收从事科学与实业人才。1932年“1.28“事变,杜回乡避难,变卖家产,与子侄继续科技编著,完成七十万字的《小学自然科辞书》(此书于杜逝世后由商务出版) 1933年12月因肋膜炎病逝,享年60岁。病重时无钱医治,死后借棺入殓。是年6月,曾与友人唱和,有句云:“鞠躬尽瘁导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乃其一生之自我写照与慰喻也!
1993年,在上虞市举办了首次“杜亚泉学术思想研讨会”,有学术界人士二三十人出席。对五四前夕那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重新作了审视和探讨,有人对所谓的“杜亚泉现象”——视杜为“新文化运动的落伍者”之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王元化先生为新编选出版的《杜亚泉文选》作了长篇序文,高度评价了他的超时代的真知灼见。
亚泉先生辞世已经63年了,他的著述至今也将近百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文章的观点和见解今天读来依然十分亲切,使人怦然心动;所议仿佛即今,感同出诸已心。譬如写于1913年的《现代文明之弱点》一文,他当时便提出文明分为精神上物质上两个方面,“世人对于物质文明,重仿效而绝少利用以利于本国。不过如儿童之欢迎玩物,但求纵其欲望,他无所知。”社会只是物质文明的消耗场,而非物质文明的生产地,其结果是“金钱日益输出,社会日益奢华,而亦日就穷蹙。”
对于精神文明,他写道:“吾国易闭关为开放,改专制为共和,形势遽变,旧时文化既不敷今日之需用,而欲由历史等种种关系,自酿一物种之文明,则迫不及待,可取他人已行之成绩,以补吾所未备,亦过渡时期所不能免者;特不可不衡量短长,以定去取,融会新旧以期适合耳。”“一国有一国之特性,,则一国亦自有一国之文明,取他人之长,以补吾之所短,可也;乞他人所余,而弃吾之所有,不可也。”并提出“救正之法”在于“振兴教育与实业”以富国强民。其结语是:“故吾国现象,非无文明之为患,乃不能适用文明之为患;亦非输入新文明之为患,乃不能调和旧文明之为患。”
他直言“融合”与“调和”的观点,试图矫枉“全面西化”“澈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偏激做法,这在五四前夕,确是逆潮流而动,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其遭受围攻批判亦是势之必然也。陈独秀摘其片言,大加挞伐,加以“谋叛共和”,“复辟封建”等骇人罪名。从此,后之为史为文者绝口不提杜亚泉三字,十足尘封了大半个世纪。
先生是我国科学界先驱人物,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引进介绍和普及教育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乃今昔一致之公认。一战爆发,他冷眼细究,洞见西方繁荣建之于个人利欲之上,弊亦甚烈,故而竭力提倡精神文明,提倡发掘传统优秀文化道德以消弭西风东渐后带来的奢糜纵欲及金钱主义思潮。其人生观与社会观诚如《东方杂志》悼文所言:“始终没有放弃科学的立场,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文化结合为最后目标。”无论从思想的前导或品德操守来看,先生都不愧为我国启蒙时期一位冷静理智,具有爱国精神的令人钦敬的思想家与学问家。

—— 此文曾载于 台湾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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