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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祖籍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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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祖籍探考, 王少堂, 18:27:30, 8/1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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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宋太祖赵匡胤祖籍探考
姓名: 王少堂
日期: 18:27:30 8/12/103
內容:


宋太祖祖籍探考
王少堂

对宋太祖赵匡胤祖籍问题,《宋史》泛指涿郡,而其确切州县一直存有疑问,最近由此引发了许多争论。有代表性的是“保州说” 和“涿州说”。笔者就这两种意见,试作进一步的探考。
赵匡胤祖籍涿州不是历史定论
宋太祖赵匡胤祖籍问题是宋史研究中一个基本课题。但在建国50多年中,史学界并未对此进行认真地研究,在许多的著作、文章中都记为:赵匡胤是涿州人。更有一种说法,似乎赵匡胤祖籍涿州已为千古定论,千百年来无有争议。我却不以为然。何为历史定论,或曰历史是如何定论的?翻开史页便会明白。《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这大概是定论之源。本于此,近代以前史料记载也只是重复、因袭这一说法。明王世贞、袁黄合纂《增评加批历史纲鉴》补卷二十八载:“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称:“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三种史料几乎一字不差)到了现代才出现了一些由因袭而变化的说法。著名历史学家周谷成先生所著《中国通史》:“赵匡胤是涿郡人”。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宋太祖: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辞海》、《中国历史大词典》则直指:赵匡胤为涿州人。从以上史料、书籍的记载不难看出,“赵匡胤涿郡人”由来之本、之因、之变。所谓的千古不变,现代以前只有“涿郡”二字。如果说“赵匡胤是涿郡人”是千古定论,这是没有错的。有所质疑的是对后人误将涿州代涿郡提出不同看法:涿郡不能与涿州划等号,如同河北不能同河间画等号一样。因为,这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区划概念。
涿郡究为何指?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涿郡这一行政区划的范围及其历史沿革。涿郡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分燕始置。其区域较广,北至今北京的大兴、良乡,南达今河北的的深泽、安平。今涿州市和清苑县均在其辖区之内。三国魏黄初改名范阳郡,隋大业初改幽州重置涿郡,唐、宋之后涿郡这一行政区划名称便在中国历史的版图上消失了。涿州市在北宋期间当然也就没有置涿郡或隶涿郡的历史。清苑县在北宋期间一直隶河北路,亦与涿郡无任何瓜葛。由此可见《宋史》所称涿郡只是借用古代的行政区划名称,是一种习惯性的称谓,有如今人仍称河北一带为燕赵一样。因此,以涿郡来代涿州从而确定宋太祖祖籍是不足为凭的。
史书中由于资料确失、语焉不详或存有争议等情况,对人物里籍的记载,采取沿用上代较大区划的地名作为泛指的情况是常见的。《汉书.卷三十七》:“季布,楚人也。”《新唐书.列传第七十一》:“李栖筠……,世为赵人。”《清史稿.列传十八》:“佟养性,辽东人。”
此种情况在《宋史》中更是不乏其例:
“赵普……,幽州蓟人。”
“田重进,幽州人。”
“李子京,幽州人。”
“高琼,家世燕人。”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宋代没有幽州和燕、魏建制名称)
但史书中如无特殊情况,对人物里籍记载一般都比较明确。《宋史》中对人物籍贯的记载更有一个特点,大多是以州治在先。因为宋朝没有设郡,其行政建制为路、州、府、军、监、县。确为涿州或范阳人的,记录的也很明确:
“王则者,本涿州人”
“刘廷让,其先涿州范阳人。”
“李怀忠,涿州范阳人。”(范阳治所在今涿州市)
至于 “涿郡实指涿州”的说法,还需要拿出象样的证据。一般性的推理或人云亦云的记载,是难以服人的。
解读《刘公墓志》 探考“皇家故乡”
刘文质是赵匡胤祖父赵敬之妻简穆皇后的亲侄子,生于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4年),卒于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历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赵宋皇朝“乡党”中的重要一员。他是探索赵匡胤祖籍之谜的一个关键人物。对刘文质的身世、经历,《宋史.列传第八十三》记载得比较详细:“刘文质,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简穆皇后从孙也。(皇后一旦受封,在其家族辈行中要提升一辈)父审琦,虎牢关使,从讨李重进战死。文质幼从母入禁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侯。帝颇亲信之,数访以外事。尝谓内侍窦神兴曰:‘文质,朕之近亲,又忠谨,其赐白金百斤。”“文质以简穆亲,又父死事,故前后赐予异诸将。真宗尝问保塞之旧,文质上宣祖、太祖赐书五函。仁宗亦以书赐之。”
刘文质生前与苏舜钦是好朋友。苏舜钦曾任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等官职,是宋朝著名诗人。刘文质死后苏舜钦为其作《内园使连州刺使知代州刘公墓志》:“公讳文质,字士彬,世占数于保州保塞县。曾祖延,不仕。祖昌,后唐为平州刺使、幽蓟垦田使者。保塞,皇家之故乡也。翼祖皇帝之在民间,昌阴知其非常,归以息女,今庙号简穆皇后。父审奇,太祖创业之始,倚以机事,辟署汜水关令,未几卒,今赠左千牛卫大将军。母张氏,封清河郡太夫人。夫人出入宫闱,太宗尝以乡党之旧,赐予颇众。一日,问其为后者,因以公名上之,即特召为供奉官,寄班祗侯,入备宿卫,雅以清慎自持,上颇信向焉。每外廷拜免,必闲访之,公悉心谋论,辄中旨。时中人窦神福侍,上顾谓曰:文质,朕之亲旧,言论有足嘉者。因以白金百斤赐之。……章圣帝尝询及保塞之旧,因以简穆事上闻,又用宣祖太祖赐书五函为献,有诏编任属籍。天僖中,章圣初不豫,公恳求赐对,进议数刻,大率以慎任帷幄之臣为意,帝深嗟赏之。今上在东宫,凡五以书赐,今藏于家。”(《苏学士集》卷14)这段墓志是解读赵匡胤祖籍十分珍贵的史料。从以上墓志分析,赵匡胤的祖父赵敬与刘文质的祖父刘昌在未入仕途前均生活、居住在保塞(清苑县)的民间。两家或是同里或居住地相距不远,并由此相识。虽然当时赵敬居住民间,尚无功名,但刘昌暗地里观察他,知道是个不一般的人,就将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后来的简穆皇后。墓志中“保塞,皇家之故乡也。”当是刘文质经常与苏舜钦讲述之言,书之墓志应为可靠证据。刘文质及其祖父、父母均与赵宋皇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是在五代动乱之际,赵匡胤的父亲、祖父始终用书信与刘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刘文质幼时便跟随母亲在皇宫内居住,后受到太宗的重用。由此分析他对祖辈的事情及赵匡胤的祖籍应该是清楚的。他所讲的保塞是皇家的故乡,无疑具有一定权威性。
这里,还需要一提的是《墓志》中关于“乡党”的称谓。除上文所引“夫人出入宫闱,太宗尝以乡党之旧,赐予颇众。”《墓志》后的议论再次提到“乡党”问题:“予尝观前史,见王者之兴,其乡党故人,有起耕贩而取将相,世十数不绝者,盖有遇之之异耳。今公才且逢勋旧,较然不殊,而位弗大耀以殁,何哉?此古人所以委之于数也。”太宗既然以刘文质为乡党,自然也是以保州为故乡了。
从宋五帝的七道诏书 解析赵匡胤祖籍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祖籍之争的主要分歧,来源于对宋真宗一道诏书的不同解析。由于史料中存在的矛盾以及对史料的不同理解,才出现了“保州说”和“涿州说”两种意见。笔者认为,大多史料都是由后人编纂,矛盾和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和史料的匮乏,给今人考究论证带来一定的困难。正因为如此,对能获得的史料才需要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分析研究,不可因某种史料失实较多便全盘否定。应该从众多的史料中,历史的、连贯的进行综合分析对照,从而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历史是发展的,事物是变化的,永远不会静止。对于历史的研究,包括对于一些史料的研究分析,都应该遵循这样一条客观规律,而不应该孤立、静止地固执于一点,更不可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毕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宋真宗、宋神宗、宋仁宗、宋徽宗、宋钦宗五位皇帝的七道相关诏书,从事件的相关性、连续性方面,对赵匡胤之祖籍作了确切的证明。
首先让我们全面解析一下《宋朝事实》中宋真宗手诏中所表达的内容:“康陵、定陵已经迎奉,将议修崇。国家事祖宗之尊,以园陵为大。始在开国之际,首行仪礼之文。寻建陵名,尚虚神寝。而有司恳拜章表,面述所闻,有此二陵(顺、翼二祖),尚在清苑。朕以事关宗庙,理合审祥,因询辅弼之臣,旁采中外之议。而宰相上表,亦曰素所闻之;舆人之谈,皆云尽有摭据。朕以为更须重慎,宜广咨询。至于命中使以经营,委藩侯而访察,继睹来奏,执曰无疑。复俾大臣,在陈定义。遂有迎奉之请,用慰追远之情。即睹佥同,因从典礼,迁之梵刹,营以山陵。今则安厝有期,仪制将举。朕每从余暇,常阅群书,因览《太祖实录》,明载二陵所在,又皆不指保州(即清苑县)。疑虑之间,夙夜增念。虽朝廷之议,延访无嫌;而信史之文,标载有异。况陵寝之事,朝廷之仪,举而行之,无大于此。宜令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同共详定闻奏。”依诏, 中书门下、枢密院上言:“伏以尊崇祖祢,务极孝恩。迎奉陵园,必尊典制。向者始基王业,首举徽章,欲行四庙之仪,遂建诸陵之号,虽未崇开兆域已备载于册书。向以职司,连上章表,述其闻见,颇陈恳激之言;询以宰司,亦有佥同之议。群论既从于采纳,宸衷务过于审详。特选使臣,仍委牧守,式资审情,密往询求。寻访之间,皆有依据;敷陈之际,颇谓周详。大臣之奏如初,舆人之诵允属。矧重熙之肇启,当大孝之丕承。遂伸奉迎之仪,将行安厝之礼。陛下爱因闲日,遍阅群书,睹信史之所标,指茔域之有异,诚如圣虑,更切参详,事系宗祧,允宜重慎。臣等共议,其迎到神寝,向期卜葬,即望权停。所有二陵,伏请量加营缮,务从简约,倍节烦劳。葬以衣冠,设其园寝,用伸朝拜之礼,以慰尊祖之怀。徐俟辩明,别朝迁奉。庶不违于古道,且颇协于人情。狂瞽之言,仰期圣择。” 经过庭议之后,终于奉诏:“康陵、定陵宜令蓝继宗罢修。其迎到神柩,遂以一品礼葬于河南县,为二位。”
解析此道诏书,且不论在此问题上真宗是优柔寡断,还是谨慎稳重;朝臣们是老谋持重,还是曲迎圣意,但它却清楚的明确了三个问题:一是,有司奏章,顺、翼二祖陵在清苑县。在皇权极重的封建时代,有司如没有确实的证据是不敢枉奏的,否则,岂不犯了欺君灭族的大罪!二是,真宗对此事十分重视,采取了认真、严谨、全面的措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又是“命中使以经营”,又是“委藩侯而访察”,等到来奏无疑后,又多次召集大臣反复讨论,最后才决定了奉迎之举。可见经过长时间认真地调查研究,真宗君臣对顺、翼二祖陵在清苑县是一致认同的。决不是什么单纯的舆人之谈。复俾大臣们对此等大事也不会昏庸到人云亦云的程度。对如此周详而严谨的调查工作,又怎么可以用“讹传”二字轻描淡写的一言以贬之呢!当时朝廷对迎奉二陵决非草率,只是在发现了“朝廷之议,延访无嫌;而信史之文,标载有异”的矛盾,才对此产生了疑惑。三是,因疑惑而对此做出了 “徐俟辩明,别期迁奉”, 暂时搁置的意见。但这并不等于对二陵的否定,更不是二陵真伪的结论。历史就是历史,绝不会就此嘎然而止,不再发展,永远没有定论,一任所谓“真”“假”皇陵长期别置。这也不符合“徐俟辩明,别期迁奉”的庭议。更何况皇陵事关国体,终不能不了了之。
如果说从宋真宗的这道诏书中还没有完全得出赵匡胤祖籍的结论,那么到了宋仁宗时期,此问题便已经尘埃落定了。嘉祐中,御史中丞韩绛上书仁宗所披露的仁宗诏书便对赵匡胤祖籍做出了进一步的定论:“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怀敏广塘水,侵皇朝远祖坟。近闻诏旨以钱二百千赐本宗使易葬,此亏薄国体尤甚,物议骇叹,愿请州县屏水患而已。”(《宋史●河渠志五》)这段史料明确了三点:其一,说明真宗以后,朝廷对顺、翼二祖陵墓确在清苑县早成定论。如果没有定论,作为朝廷重臣的韩绛在二祖易葬50多年后侃侃而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即使是为后文弹劾怀敏张本,也不敢犯真宗之忌,随意乱说。其二,“诏旨以钱二百千赐本宗使易葬”。我们虽然还没有直接看到宋仁宗诏旨的全部内容,但这段短短的文字已经说明宋仁宗曾有一道这样的诏书,在这道诏书中早已认定清苑县是其祖宗之地了。其三,顺、翼二祖陵迁葬后,皇朝远祖坟仍在保州(即今清苑县)。肯定了清苑县曾是赵匡胤先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故乡。
宋神宗在位,对祖宗坟墓更是关心备至,六年中连下三道诏书。熙宁八年二月,崇班赵永图言,奉诏:“许以翼祖保州旧居地建资果院,守护祖坟,岁度僧一人。”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元丰三年九月,神宗又下诏:“壬戌诏—定州东安村宣祖皇帝祖坟,四至各益地五顷、守园人十户。”(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宋史》卷八十六记载:“庆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抚使,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保州为定州路所辖八州军之一,东安村是保州(今清苑县)的一个村落。元丰四年四月,神宗再次下诏:“戊戌诏—保州守上皇坟园户免义勇、保甲,止令附保。”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二)。三道诏书,又是建资果院,又是扩充坟地,又是加强守护,可见神宗对祖坟的尊崇和重视,更是对祖宗之地在清苑县的认可。
徽宗也没有忘记祖宗。为使家乡的皇族子孙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他还特置了保州敦宗院。(见《宋史》卷20)为此,徽宗下诏:“保州皇族子孙,于属虽远,然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比闻皇族之孙未官者馀三十人,或贫乏不能自存,已令置敦宗院。其六房内,各择最长年二十以上者与三班奉职一人;一房及六人以上,加一人;并与添差监当。”(《文献通考》卷259)这真可谓恩崇有加。远在朝廷的徽宗皇帝,竟然对家乡保州的皇族子孙们的情况如此了解,关怀备至。其切切亲情,浓浓乡思,已见豁然跃于纸上。
北宋末年的钦宗皇帝在国破家亡之际,依然对祖宗之地的清苑县表露出无奈的恋恋之情。在金邦屡屡入侵中原的危难形势下,大臣李纲力主抗金,谓:“犒师金币,其数太多,虽竭天下之财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其实十馀郡地塘泺险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国!又保塞,翼祖、顺祖、僖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 清李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六)在战和的激烈争论中,于靖康元年三月壬午,懦弱的宋钦宗终于下诏: “朕承道君皇帝付托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师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纡祸。赖宗社之灵,守备勿缺,久乃退师,而金人要盟,终非可保。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黏翰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元约。又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元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当固守,不忍陷三镇二十州之民,以偷顷刻之安。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札与三镇帅臣。” (《续资治通鉴长编.附拾补》卷五十四)
在上文中大臣李纲强调了保塞是皇朝祖陵所在,更可见真宗所迁顺、翼二祖陵墓在朝廷中已无争议。钦宗对此也毫无疑义,在重兵压境,国家将亡的困境中,仍念念不忘“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当固守”。
读完以上真、仁、神、徽、钦五帝的诏书和相关资料,已经不难看出在真宗时期尚处狐疑的“真”、“假”皇陵问题在其身后早已有了结果。“徐俟辩明,别期迁奉”的遗愿,已经由其后代完成。在这些诏书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宋朝皇帝们早已把清苑县认作了皇家的故乡而别无它顾。
“族属”与“祖坟”的辨析
在诸多史料中,对于赵匡胤 “族属” 和“祖坟”记载得最多,应认真探考研究,详加辨析。无论从赵匡胤的九族来看,还是从赵匡胤先祖的直系和旧里进行分析,以及宋朝历代皇帝的认同,确定赵匡胤祖籍在清苑县都是有充分根据的。与此相反,“涿州说”推断四先祖及族属占籍涿州,却没有一条史料的记载。
赵匡胤高祖赵朓(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幽都即今北京,是个较小的辖区范围。(再不要同幽州划上等号)宋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据此,赵朓早年应生活在保州。其晚年生活情况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涿州说”认为“高祖晚年举家居住幽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主观臆断。
赵匡胤曾祖赵珽(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为官具体地点的记载。据上文《青箱杂记》记载赵珽早年也是生活在保州。他的晚年生活情况不详。但从其子赵敬青少年时期居住在故乡保州的民间来看,赵珽的晚年似乎并不风光,退隐或致仕后返归保州故乡的可能性要大些。
赵匡胤祖父赵敬(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他盛年时期的经历比较清楚。其早年的生活情况也有比较明确的记录。苏舜钦《刘公墓志》明确记载:“保塞,皇家之故乡也。”赵匡胤祖父赵敬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保塞的民间而曾经默默无闻。后被同里的乡亲刘昌(刘文质祖父)看中,认为他虽然在民间没有功名,但却是非常之人,便将女儿许配给他,即赵匡胤之祖母简穆皇太后。以后赵敬和刘昌才先后离开家乡,在乱世中闯荡,建功立业。他晚年是否仍生活在涿州,没有任何史料可考。但从其子赵弘殷青少年时期仍生活在故乡保州且非常窘迫来看,他的晚年也很凄凉,返归故乡保州过着平人的生活是非常可能的。赵敬是四先祖中唯一有记载曾经在涿州任过职的人。但仅凭这一点就推断四先祖占籍涿州,或云籍贯因此发生改变是盲目和武断的。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宣祖),起家事赵王王镕,仕历后唐、后汉、后周,“与太祖分典禁兵,一时荣之。卒,赠武清军节度使、太尉。”(《宋史》)他中、晚期主要生活、工作在河南,死后葬于河南巩县。赵弘殷早年仍生活在故乡保州。宋朝范镇《东斋记事》记载:“刘尚书涣尝言:宣祖初自河朔南来,至杜家庄院,雪甚,避于门下。久之,看庄院人私窃饭之。数日,见其状貌奇伟兼勤谨,乃白主人。主人出见而亦爱之,遂留于庄院累月。家人商议,欲以为四娘子舍居之婿。四娘子即昭宪皇太后也。” 《宋史》卷242《后妃上》载:“太祖母昭宪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既笄,归于宣祖。” 文中尚书刘涣即刘文质之子,曾知保州。他所言宣祖“自河朔南来”,即是指赵弘殷从老家保州南下镇州(正定)投靠赵王王镕。赵弘殷途中饥寒交迫,在大风雪中落难于定州安喜,被杜家相救,与杜氏结为夫妻,即赵匡胤之生母杜太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父亲赵敬有着共同的命运,再次从官宦子弟落魄为平民,我们不得而知。但二祖均未承祖荫,都是从保州平民起身,靠自己打出天下。难怪宋王安中在《论修北岳庙奏状》中称:“祖宗肇造之迹实在保州”。
赵敬、赵弘殷在保州生活的经历,在许多史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宋真宗诏书称:“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宋神宗在诏书中称:“许以翼祖保州旧居地建资果院。”以上“旧里”、“旧居地”者,按民间通俗的说法就是过去曾经居住过的老家。(《宋史●河渠志五》)中韩绛所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宣祖以上,是指宣祖、翼祖、顺祖、僖祖等赵匡胤的诸位祖先。 “本籍保州”:本者,根源也,这里表达的是肯定之意;籍者,户籍、籍贯也。是说四先祖的籍贯在保州。通俗说,四先祖的老家在保州。这样的理解和说法,是和真宗、徽宗诏书中所称“保州宣祖旧里”、“翼祖保州旧居地”是一致的。
赵敬、赵弘殷戏剧性的经历,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当其父祖辈发迹时,子女随居任所;致仕或落魄后又大多回到故乡,这是通常的情理。赵敬、赵弘殷也走过这样一条路。尤其是在五代大动乱时期,仕途的起落,命运的坎坷,更是难以逆料。从二人青少年时期均在故乡保州生活、成长的事实分析,赵珽一系也并未离开家乡,在保州还居住着他们的众多族属。对于这些族属,他们的子孙后辈没敢忘怀,出于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历代宋朝皇帝对皇家故里所遗族属做到了恩宠有加,关怀备至。赵德麟《侯鲭录》卷3记载,宋真宗曾下诏书:“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而百姓赵加超实 天潢,久安地著。虽为疏属,实重宗盟。宜佩赤 ,以光白社。可左屯卫将军,仍赐加超等妻女首饰衣服银器有差。”《文献通考》卷259记载宋徽宗也曾下诏:“保州皇族子孙,于属虽远,然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比闻皇族之孙未官者馀三十人,或贫乏不能自存,已令置敦宗院。其六房内,各择最长年二十以上者与三班奉职一人;一房及六人以上,加一人;并与添差监当。” 《宋史. 本纪第二十.徽宗二》也记载:“己亥,置保州敦宗院。”
以上只是提到了赵匡胤先祖的生活和经历及其在保州的族属情况。祖父及以上长辈如何开枝布叶,支脉分流,尚没有可考的资料。那么,赵匡胤以下的族属又是如何呢? 宋太祖遗训称:“夫朕祖宗,积德千百余年,传至僖祖,聿修厥德,宽厚宏仁,至于四世,百有余岁而延及朕身,应天顺人,躬受周而有天下,遥思乎上世祖宗族属众多,或游宦四方,或散居州县,各占籍焉,今已疏远,因无统叙,昭穆难分,纵有相遇,示若途人,┅┅朕恐后世子孙亦有是也,朕与弟晋王匡义,魏王匡美,鼎分三派,各立玉碟十四字,以别源流,以序昭穆。”赵匡胤以下太祖、太宗 、魏王三脉为王室宗亲,记载虽然详细,但对研究赵匡胤祖籍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赵匡胤在保州的族属,“涿州说”认为这只是皇室的疏属,是“以旁系证直系”,不能以此认定赵匡胤的祖籍。此说完全没有弄清所谓九族之亲是相对而言的。赵匡胤至亲宗族,除去死了的祖宗外就是太祖、太宗、魏王三脉。总不成以此三脉来定祖籍。真宗、徽宗称赵加超等为疏属,是合乎道理的。他们已经是赵匡胤的晚辈和远辈了,他们眼中的近亲只有赵氏三派玉牒中的太祖、太宗、魏王三脉,而所谓疏属也只是与此三脉相对而言。三脉是直系,赵加超等当然是旁系了。但如果上推到赵敬、赵弘殷,又怎知赵加超等不是直系呢?所谓“旁系证直系”完全混淆了时代和辈分的概念,因此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另外,“涿州说”在真宗同一篇短短的诏书中,只看到了赵加超为国之疏属,却没有看到这段文字前的“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这两段相连、相关的文字已经确切地说明,真宗并没有因为赵加超等是皇室疏属,而否认保州是宣祖旧里,这就是他们认保州为皇家故乡的依据。同时《宋太祖遗训》也给我们重要的启发。遗训说“上世祖宗族属众多,或游宦四方,或散居州县,各占籍焉,今已疏远”,可见赵匡胤上世祖宗的族属很多,不止保州一支。但为何在许多重要史料中只记载了保州的族属,为何宋朝皇帝们只对保州的族属关怀备至,为何宋朝皇帝们又一再说保州是祖宗旧里、旧居地?而与此相同的记录至今在幽州、涿州却未见只言半字呢?这岂不更证明了保州族属,是赵匡胤最亲近的一支,是其先祖在老家的至亲支脉。
与族属紧密相连的是祖坟,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有族属当然就有祖坟。在清苑的赵氏祖坟究竟有多少,都包括了那些支脉,我们无从考证。但从史料记载看,在祖坟中有赵匡胤父亲宣祖一支是肯定的。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壬戌诏—定州东安村宣祖皇帝祖坟,四至各益地五顷、守园人十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诏书所称“宣祖皇帝祖坟”应指的是宣祖一支的坟地。封建社会聚族而葬是要分支脉的,只有近亲的才能葬在一起。也不是所有的赵氏坟茔都能得到皇帝的眷顾。在宣祖祖坟这块坟地里,除曾经埋葬过三先祖外,还安葬着宣祖近亲的亲族。只有这片坟地才能引起皇帝的重视。从神宗诏书上看,这确实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坟地。原有的规模不得而知,(想来也不会太小)仅从“壬戌诏”增益的规模来看已相当可观。四至各益地五顷,就是2000亩,相当今天一个中等村的耕地面积。四至增守园人十户,每户按五口计算,就是200人。就这样神宗皇帝还闲不够,元丰四年再次下诏:“戊戌诏—保州守上皇坟园户免义勇、保甲,止令附保。”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二 )我们不难想见,千年前这片坟地是如何风光!当时,有谁人曾怀疑过这就是皇家的故乡?赵匡胤做了皇帝后虽然没有衣锦还乡,他的后辈们还是为光宗耀祖很花了一番心思。
关于“祖坟”问题,韩绛上书仁宗提到的“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怀敏广塘水,侵皇朝远祖坟。”,在争论中有人曾对此提出异议。但无独有偶,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四,仁宗嘉佑六年七月记事载:“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马承受林伸言:‘国朝上世陵寝在保州保塞县东,犹有天子巷御城庄存焉。其地与边吴淀相接无数十里,颇为塘水所坏,乞下本处常完筑之。’从之。”上文又注:“韩琦家传云,琦论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寝为言,认遣监铁判官杨佐管勾屯田张茂则与保州赵滋同擘划而事录不书,今附同见当考。”韩绛、韩琦均为一代宰辅,林伸也是边镇重臣,三家之言,当是够分量的。况且在封建专制的赵宋皇朝,一向把上世陵寝、宗庙看得十分之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三嘉佑六年记事中就记载:“诸上书若奏事犯祖庙讳者,杖八十。”一般臣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事关皇族。因此,对此等大事,朝臣们是不敢随意上奏的。
韩绛上书所言塘水所侵的皇朝远祖坟,绝不会包括所谓千年前赵广汉之后的赵氏宗族迁来的坟墓。且不论赵广汉后裔是否迁徙清苑县,仅按常识而论,平常人家千年的坟墓早就毁灭无存,代系和支脉也无从计数。仁宗朝所言远祖的坟墓,仍然是指上文所说的宣祖皇帝的祖坟,这相对于仁宗朝应该是远祖了。这座祖坟虽属宣祖一个支脉,但延续到仁宗朝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200多年间,子孙繁衍,支脉分流,其坟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面积上都具有了相当的规模,赐钱二百千迁一座坟足以引起“物议骇叹”了。韩绛上书中“本宗”的所指,应为宣祖这一大支脉中分流出的小支脉,不应该包括宣祖一系之外的其他支脉。
对皇朝祖陵,除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宋神宗的“崇宁诏”、“壬戌诏”、“戊戌诏” 和宋钦宗的“壬午诏”以及大臣李纲等人的谏言外,宋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还记载了大臣徐处仁的入朝谏言:“朝廷甘言重币修好可也,何至捐三镇以于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岂可与人。矧保塞奉二祖之陵寝,中山为陛下之始封,夷狄诈而难测,今要盟劫质,侵侮莫甚。但见其还,从而信之,则过矣。”
关于“一品坟”的质疑
在赵匡胤祖籍问题中,真宗时期迁葬的顺、翼二祖陵墓以“一品礼”葬于河南县,成为了一个争论焦点。“涿州说”认为:既然是“一品坟”,就说明所迁葬的顺、翼二祖陵墓是假坟; “一品坟”已成历史定论,明确了君臣之礼。这里我们尚未能辩明“一品坟”与“一品礼”的区别。“一品坟”仅是“涿州说”的一种提法,《宋史.山陵》和《宋朝事实》中均言“陵”而未言“坟”。这也许正是真宗和史家们一直未能否定迁葬的顺、翼二祖陵的证据,更是所谓“一品坟”已成历史定论的反证。但无论如何,我却认为以“一品礼”入葬,只不过是顺、翼二祖陵墓迁葬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上文所述,真宗因“虽朝廷之议,延访无嫌;而信史之文,标载有异。”产生疑问,将二陵暂“以一品礼”葬于河南县,以待“徐俟辩明,别期迁奉。”这既不是历史的定论,也不是事件的终结。这从以后仁宗、神宗、徽宗、钦宗的六道相关诏书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这里不再赘述。
各种史料对二陵迁葬问题的记载确有许多令人疑惑之处。《太祖实录》已无从查考,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宋史•志七十五•山陵》所载:“顺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真宗始命营奉二陵,遂以一品礼葬河南县。制度比安陵减五分之一,石作减三分之一,寻改上定陵名曰靖陵。” 解析此段文字,照应《宋朝事实》中的记载,既然真宗时期从清苑县迁葬二陵是真(且不论二陵真伪),而且只有一次迁葬的记录,那么顺祖、翼祖皆葬的所谓“幽州”,只能是如同“涿郡”一样,是上代区划名称的泛指。如果非要说“幽州”即指“涿州”的话,那么二陵便是从涿州迁走的,还是以“一品坟”安葬的。按“涿州说”岂不同样是两座假坟。另外,如果说“一品坟”是历史定论,确定了君臣之礼,那么《宋史》的这段记载岂不前后矛盾。既明确了迁葬的确为顺祖、翼祖陵,只是制度、石作减少(属于正常),而且后来还改定陵为靖陵;但同时又肯定了以一品礼葬于河南县。真宗岂不乱了礼法,成了皇朝的忤逆子孙。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徐俟辩明,别期迁奉”的权宜之计了。同样的例子在宋史中还可以看到。仁宗的生母为李宸妃。“妃始生帝,皇太后即以为己子。帝即位逾十年,妃默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帝不自知妃所出也。” 李宸妃死后,在宰相吕夷简的力争下,“用一品礼殡洪福寺。”“皇太后既崩,左右有以宸妃事闻者,帝始知为宸妃所生,号恸累日不绝。壬寅,追尊宸妃为皇太后;甲辰,诏改葬于永定陵,以大行皇太后山陵五使并兼追尊皇太后园陵。” (《续资治通鉴》卷38、39)至于说巩县宋陵中没有顺、翼二祖陵,这也不足为怪。明陵、清陵中除了曾在位的皇帝外,不也没有其先祖的陵墓吗?
那么,宋真宗迁坟,果是一场闹剧,拟或出于政治的需要而故意地错认祖宗吗?否也!从真宗手诏中不难看到,真宗迁坟是认真的,更不会因政治需要而故做姿态。如果是因政治需要,真宗就应“将错就错”将二陵风光安葬,大可不必在陵墓迁来后又搬出什么《太祖实录》自找麻烦。后世皇帝屡下诏书,大臣们频上奏状,一致认同皇家故里在清苑县,更非迁葬影响。恰恰相反,真宗已下诏书对二陵提出质疑并下令停修,这是朝廷上下都知道的事情,如果没有事件的继续(后世对二陵的辩明和认定),宋朝皇帝和大臣们是不会再认清苑县为皇家故乡的。(或者认了涿州也不一定)尽管真宗以后,宋朝皇帝少有明君,但朝中大臣有如李纲、种师道、韩绛、韩琦、文天祥等均是历史上一代名臣,他们还不至于糊涂到连事关皇陵大事也人云亦云,随意乱说的程度吧。
方志也是一种佐证
有了以上诸多可靠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历朝方志的相关记载,因为那毕竟凝聚了各个朝代的众多专家学者的知识与心血。将正史与方志对照研究,综合分析,对探考赵匡胤祖籍,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宋史·地理志五》记载:“保州,下,军事,本莫州清苑县。建隆初置保塞军。太平兴国六年建为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清苑。”清同治年间编修的《清苑县志》记述:清苑县“太平兴国六年以县为祖宗三陵及家属所在,改析易州、满城南境入之,升为保州……政和年间复为清苑郡。”清朝《保定府志》也说:清苑县“太平兴国六年建为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清苑。”《保定郡志》同样记载:“赵王陵,宋太祖之始祖墓,在清苑县。太平兴国年间,以太祖族属陵寝所在,因置保州,以保安之故┄┄。”由此可以看出,在北宋期间地域狭小的清苑县接连破格地升州赐郡,正是由于宋太祖祖籍清苑县而得到的殊荣。
对赵匡胤祖籍及先祖陵寝的具体地点,宋真宗、宋神宗的两道诏书和“咸平记事”中均明确为清苑县东安村。方志中的许多记载也是与此一致的。《畿辅通志》载:“宋三陵(僖、顺、翼三祖陵)在县东南御城西北。┄┄太平兴国中,以祖宗陵墓所在,因置保州。” 《清苑县志》记载:“宋三陵在御城西北”、“黄狗洼在御城西隅,乃一亩泉、石桥河汇为淀流入安州,俗传为宋太祖祖家故里。”这里所说的黄狗洼应是宋太祖祖籍村庄(现在此村名已不存在),虽然其村名不雅,但也是昔日阿蒙吴下。至于村名与东安不同,也是由沿革、变迁所至。但所言具体位置“县东南御城西北”(清苑县旧治所在今保定市),却是与东安村完全符合。
综上所述,尽管在有些史料中对顺、翼二陵的葬地存有不同说法,但对赵氏的祖籍大量的史料确是共置一词,除了“涿郡”的泛指(以涿州代涿郡当属例外),便都明确地指认在今清苑县。尤其是宋朝皇帝们对此也是一致认同的。北宋的九位皇帝中,史料有记载的就有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徽宗、钦宗六位皇帝承认保州是皇家的故乡了。按他们自己所说的“旧居”、“旧里”来界定赵匡胤祖籍,既符合历史事实,更是合乎情理的。难道千年前宋朝皇帝们自己认的祖籍不是定论,非要千年后的今人们再为他们找一块祖宗之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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