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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教育政策的制定--以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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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教育政策的制定--以九年國民教育..., 善弘, 14:49:45, 6/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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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戰後教育政策的制定--以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為例
姓名: 善弘
日期: 14:49:45 6/11/103
內容: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指導老師:陳進金

題目:戰後教育政策之形成—以「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為例
一、 前言:
戰後國民政府遷台後,基於地方自治制度的成功推行,整體的社會經濟發展皆大有成長。因此當時實施的六年義務教育已經有感不足;在民國五十六年的國父紀念月會上,已故總統蔣介石就提出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的計畫。所謂:「教育為百年大計」,透過九年國民教育的推行,不但能穩定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的政治情勢,更能透過教育進一步教育人民,以達到國家現代化的目標。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可視為對舊有教育制度的重新審查及調整,尤其「九年一貫教育政策」更是打破九年國教施行逾三十四年來「六三」學制的年級區隔;教科書開放以審定制取代國編本後,對於國民教育的教育內容多有所改變。基於此,研究九年國民教育便是對當前的教育制度推行的加以回顧,並可藉此歸納出教育政策沿革的方向,掌握台灣教育實施的來龍去脈。本文僅就一、前言,二、九年國民教育政策形成的時空背景,三、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實施準則,四、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實施過程以及五、結語五個部分來探討此影響台灣逾三十數載教育政策的形成。
二、 九年國教政策推行的時空背景:
台灣光復後,大陸地區淪陷,為適應社會環境之實際需要,教育上已經有所調整。然而施行已久的學制都沒有改變,流弊所及,已經導致社會的混亂,因此有識之士分提出了要改革學制的主張。對於國民義務教育亦提出了改革建議,例如:蔣建白便主張延長受教年限,他認為:「我國義務教育年限六年,目前已落人後,故準備延長九年,實為必要…」 。陳果夫則認為:「國民教育是建立國民基礎的教育,人人必受,時間四年或六年」, 蔣夢麟則認為:「當時的中小學教育多側重升學,事實上不能升學的學生反而居多」,因此主張改革學制。 常道直認為:「…中等教育開始之年齡較歐洲多數國家要晚二年,故畢業程度不能與之相比…」,因此主張改革學制。 而朱繪森則是以(一)世界潮流的趨勢。(二)我國國情的需要。(三)蔣中正先生的高瞻遠矚。三個方面來分析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的背景,於第一點,他指出二戰後,世界各國競相延長國民義務教育年限。各國之所以相繼延長國民義務教育之年限,乃欲藉由國民教育之實施,達成國民之民族化、生活化、政治化、經濟化、社會化之教育目標。第二點方面,他指出至民國五十六年,我國國民小學學齡兒童之就學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七點五二。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議定原則,凡是學齡兒童就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國家,即須考慮延長義務年限,因此,我國延長義務教育之年限是相當成熟的。第三點方面,由於金門地區於民國五十二年接受蔣總統的指示試行九年至國民教育成效頗佳 。遂之,全國起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的施行。
再者,民國五十六年,國民政府於台實施土地改革已經頗有成效。基於為了根本消除惡性補習的病根以及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教育建設,保證「耕者有其田」與「平均地權」的成果能長久保留 ;因此,於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在總統府的國父紀念月會上,蔣介石發表了加速推動九年國民教育的訓示。而除了以上的目的,實施九年國教亦有其戰略目的,在閻振興的回憶中,他指出:「蔣公欲求富國強兵,非從教育著手不為功。時值以阿戰爭之後,其勝負之數,完全繫於國民所受教育程度之高低,能不令人警惕。因之,我國國民教育年限之延長,幾有刻不容緩之勢…」 ;而在黃杰的回憶中,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是為了要讓「惡性補習」成為歷史名詞,讓國小畢業學生一律免試進入國中就學,按社區分發就讀。
蔣介石於〈教育革新的注意事項演講稿〉上指出:「此次國民教育的延長,不僅須視為國民教育水準之提高與擴充,而尤應視為整個教育重建與革新之起點…」 ,因此。九年國教的推行就是要使教育成為生動活潑的教育,使此際遇成為知恥知病、求新求行之張本。以抿除舊有教育政策被人譏為「靜態的教育」的觀念。而教育部制定九年國民教育所依據的為國父孫中山所 制定的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目的為實現國父民生主義的理想大計。
在隔年,九年國教實施的第一年,蔣介石在〈對國民教育九年至開始實施及國民中學開學典禮訓詞〉中提到:「此一國民教育之延長,不徒為國民教育水準之提高,實亦為整個教育教育革新的開端,特別是復興中華文化的起點…」。教育的目的不僅是要求提高知識,而是要提高公德,已造成現代國民的品格;故其先著,乃在求公德的實踐,知能的發揮,群己的辨別。
三、 九年國教政策的實施準則:
九年國民教育的推行分為國民小學以及國民中學兩個階段 ,將原本的國民學校改稱為國民小學;原本的初中,改稱為國民中學 ;而其課程是採取九年一貫的精神 。兩個階段所重視的教育準則、目標並不相同,茲於下概述:
(一) 國民小學教育:
國民小學教育應以倫理教育、生活教育為主,使其知食、衣、住、行如何合於禮義廉恥,以培養國民的良好禮儀;並以培育身心為第一,以維護學生之身心正常與健康。 國民小學的主要職能,在於統一民族文化,使全國國民具備共同的語言、文字、道德標準、建國理想,以期能一心一德,共同致力於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 國民小學的課程編訂,採六年一貫制,不再分為初級四年,以免重複。國民小學的教育目標,在於「國民道德的培養,身心健康的訓練,並授以生活必須的基本知識技能,而以發展健全人格,培育健全國民為實施中心」。
(二) 國民中學教育:
國民中學接受國民小學畢業生,其教育目標在於「繼續國民小學之基本教育,發展青年身心,陶融公民道德,灌輸民族文化,培育科學精神,實施職業陶冶,充實生活技能,以奠定其學習專業技能或繼續升學之基礎,並養成中擁愛國之健全國民」。 國民中學教育以思想教育、人格教育與職業教育為主,以啟發其立志向上、愛國自強之精神,並強調對國民之基本知識、民族文化之淵源,以及自由及法治、處世與接物之分際,職業技能與一般事務管理之學習,使其認識責任與義務,並能實踐不欺不妄之準則。 而對於國民教育後半段的惡性補習,應該事先預防,不再使補習惡風再次復燃。由上可見,國民中學之教育其實是注重職業技能的培育。早在民國十七年〈中國教育之改造報告書〉即認為:「我國之中等教育應重視職業教育…」。 當時由於初中的容量不足,助長國校的惡性補習風氣。普通中學課程專為升學而設,缺乏實用知識,不能升學者無一技之長,就業困難;而工職教育畢業生人數過少,根本無法適應工業發展的需求。 例如:黃杰在其回憶中便曾以民國五十五年美國雷士頓將軍來台創立電子公司,卻苦於員工知識水準不足,招不齊員工的窘境為例,說明當時職業教育訓練實為相當缺乏,阻礙到台灣的工業發展。 而國民中學的課程則是以民主化、生活化、綜合化、活動化、個別化為目標 。
四、 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實施過程。
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經過蔣總統於國父紀念月會上的唱議後,隨即昭見教育部長閻振興、台灣省政府主席黃杰、台灣省教育廳長潘振球及台北市教育局長劉先雲,指示籌辦九年國民教育的有關事宜 。以下就從中央、省市兩方面的來探討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規劃實施過程。
(一) 中央方面: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六日,教育部部長潘振球,在行政院第一零二六次會議中,報告奉蔣總統指示自五十七年度起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經政務委員陳雪屏研議後,成立了九年義務教育義務小組,負責籌畫一切。教育部也成立策劃小組,由次長鄧傳凱負責主持,積極進行實施方案的草擬工作 。七月十四日,教育部策劃小組即提出了「九年義務教育實施綱要草案」。七月十五日,行政院第一次小組會議,決議由教育部提出工作進度表,由財政部著急審核經費預算。此工作進度表共分(一)行政工作。(二)修訂法令。(三)修訂學制課程。(四)師資培養及供應。(五)督導工作。(六)研究工作。六個部分來進行九年國民教育工作的推行。同年八月三日,行政院第一零三零次會議上,就通過了「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草案」,決定制定「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八月十五日行政院頒布了「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作為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法源依據。至此,中央方面對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政策已經掌握初步的方向。
(二) 省市分面:
九年國民教育政策在省市方面的實施籌畫可以分台灣省以及台北市兩部分來探討。
首先,於台灣省的規劃工作部分。省政府主席在接奉蔣總統的指示後,即命教育廳、財政廳等有關單位著手籌畫,並與中央專案小組密切聯繫。隨後省政府將為實施志願就學方案所設的「策劃委員會」改為「台灣省九年國民教育推行委員會」,由黃杰任主任委員,另聘省政府委員譚嶽泉、秘書長徐鼐、主計處長劉紹志、省議會長謝東閔等十五人為委員,而以教育廳長潘振球為執行秘書 。此外,各縣市並成立推行委員會,負責各縣市九年國民教育教育的籌畫準備事宜。五十六年九月四日,省政府轉頒中央所訂的「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同時頒布台灣省各項實施要點。隨後訂頒「各縣市擬訂九年國民教育計畫內容大綱」、「各縣市擬定九年國民教育計畫疑義之說明事項」等,以利各縣市推動作業。在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灣省國民教育推行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審議、核定各縣市所擬定的各項計畫。五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召開第二次會議。五十七年七月二日,又召開第三次會議。在此三次會議中,已經將台灣省地區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各項工作,做了嚴密的規劃。省政府並頒布「辦理九年教育準備工作進度表」,計分(一)劃分學區。(二)增設班級及增設學校。(三)輔導私立學校。(四)省辦公中,縣市辦初中。(五)省接辦縣市立職業學校。(六)師資訓練。(七)齊一初中水準。(八)初中校長甄選儲訓。(九)調整縣市教育行政機構及增加編制。(十)技藝訓練計畫。(十一)行政人員訓練。(十二)經費籌措計畫…等部份,來進行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籌畫。
在台北市部分。台北市由於在民國五十六年七月改制為直轄市,因此在推行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工作上與省政府是分開的,其中推行的困難度亦相對的提高。在當時出任第一任台北市教育局長劉先雲的回憶中,他指出當時市府推行九年國民教育的困難處,他說:「它(台北市)既要秉承中央的指示負責規劃之責,同時也要負執行之責,這就比較困難了…,好在台北市的幅員不大…」 。北市改制後,便由劉先雲出任了直轄市教育局的首任局長,並奉命於五十七年度開始,籌備九年國民教育。劉先雲到職後隨即成立「台北市九年國民教育推行委員會」,由市長高玉樹兼任主任委員。而市教育局為了使辦理九年國民教育的準備工作能夠盡善盡美,特別成立「實施國民九年教育研究輔導委員會」,以便集思廣益 。台北市亦訂定九年民教育的準備工作進度表,分(一)組織及計畫。(二)劃分學區。(三)增班級級及增設學校。(四)輔導私立學校。(五)國民中學入學人數調查及實施。(六)國民中學校長、教員之儲備及任用。(七)師資訓練。(八)其一國民中學水準…等八個部分, 依次堆行九年國民教育政策。
五、 結語。
九年國民教育施行至今已逾三十週年,三十幾年來的實施奠定了台灣國民教育的發展。而此政策可說是戰後國民政府撤台後所實施影響規模最大的教育政策。在閱讀過相關的書籍及資料後,得到幾點感想。第一、九年國民教育的推行,皆是以服膺國父所訂定的三民主義為依據,而以反攻復國為實施此政策的最高目標,可見當時台灣與中國所處的局勢是相當敵對的;如今,兩岸關係以不復過去緊張,然而國民教育所依據的法源及政策卻如同三十年前一樣,多已不合時宜,早日加以調整、革新實為今日推行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標。第二、很難想像一個影響全國的百年大計政策,能夠在蔣總統的面命指示下,迅速的在提出計畫後的第二年即施行於全國。或許一方面是基於全國皆有感於義務教育年限太短因而眾志成城積極推動此教育政策的產生。但一方面卻使我不禁會將此迅速之成效將目前所推行的「九年一貫教育政策」加以比較;九年國民教育政策在推行的過程中,反對的聲浪鮮少出現,而且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工良好,效率亦高。民眾之間的支持聲不疑於耳;然而,現今的九年一貫政策卻是被批評的一文不值,地方上民怨不斷,似乎沒有達到教育革新、改良舊有教育制度的目標。每當一遇問題,中央與地方便互相推卸責任,撇清關係;實是令人汗顏之處。九年國民教育帶給人民的是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願景,人民知道經過九年的義務延長教育,將可以學習到更多的實用知識、技能。因此,在全民的共識下,九年國民教育政策很快的就付諸實行。反觀今日的教育改革,教育當局並沒有提出任何美好的願景給人民,朝令夕改的現象不斷出現,令人質疑教育當局是將「教育」視為兒戲,決策太過草率了,此點是值得深思之處。

參考書籍:
l 中國教育學會《國民教育與現代化》,台北,文景出版社。民66
l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二十週年紀念文集》,台北,台灣書店,民77年。
l 司琦《九年國民教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64年4月
l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67年4月
l 林本等《延長義務教育之研究》,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民57
l 孫邦正《國民教育論叢》,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57
l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中國學制改革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73
l 楊清國《金門教育史話》,台北,稻田出版社。民90年5月
l 雷國鼎《比較國民教育》,台北,三民書局。民67
l 何鳳嬌《九年國民教育資料彙編》,台北,國史館。民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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