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謝泳:看閻錫山如何處理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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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疫情出現後,我們經過了一段曲折的過程,才找到了如何對待疫情的辦法。其實這個辦法是最簡單的。在現代通訊已發達到如此程度的國家裡,對於疫情的處理,這樣遲緩,實在說不過去。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不在別處,而在制度。阿瑪蒂亞·森曾指出過,在民主制度下,一般不會出現饑荒。因為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始終有一個反對黨在那裡看著你,政府小有失誤隨時都會成為下台的理由。另外在民主制度下,信息的傳播是自由的。像疫情這樣的事,信息的公開,就能在很大程度緩解疫情的擴散,可我們是有傳播新聞的手段,而沒有新聞。最後在這些最簡單的常識上犯了錯誤。如果沒有合理的制度,再發達的現代通訊手段,有時也不能產生作用。

山西現在是「非典」比較嚴重的地區。因為疫情,使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山西遇到的類似情形。我手邊有兩冊《山西省疫事報告書》。這兩本報告書,記載的是1918年晉北肺疫防治情況。當時山西晉北的疫情非常嚴重。在那樣的年代裡,遇到這樣的事,是大災難。1918年,一個基本沒有現代通訊手段的社會,對於大面積的疫情,很難有高效的辦法。但吾鄉閻百川先生,還是以極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傳統社會裡,山西有那樣高的行政效率,實在不容易。其實閻的辦法也很簡單:

第一、絕對公開事實。當年的1月5號,閻錫山接到疫情報告,立刻通電晉北各縣,實行遮阻交通,嚴格檢查。「先後撰白話電示數條,俾官民依照清潔隔離、埋屍封室各辦法,嚴切執行。」

第二、當機立斷。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決策。

第三、開放的胸懷。當時內務部派了一個中國名字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來山西。閻先生立即聘為防疫總顧問,「授以醫務全權,領中外醫員以樹設施上之模範。」

第四、相信一切社會力量。疫情出現後,閻立即做出了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請他們來幫助。

因為有開放的胸懷,兩天之後就動員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發展。當時國內外對此的評價是:「中外人士,乃致歎於籌策之神。」

其實決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當時山西有比較發達的民間社會,它與國家力量形成了協調互動的良性關係。二是閻先生當時建立的區村制度,雖然還沒有完全成熟,但在災難面前,這種自治制度,承擔了現代防疫行政的許多職能。

疫情過去後,閻錫山把關於這次疫情的所有情況,編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報告書》,我看了這幾冊報告書,今天專業的社會學者也不一定編得出來,這本報告書從圖片、疫情圖到相關的統計,都做得非常專業。我以後有時間,要就這套報告書做一篇專門的論文,看看一個傳統社會在災難面前,為什麼會有那樣高的行政效率。

(4/23/2003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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