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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鄱陽湖區漁課制度的建立及其演變——
以《嘉靖二十一年都昌縣漁米課冊》為中心

劉詩古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元末明初,明朝在鄱陽湖地區設立河泊所,派出致仕千戶人等對湖池、港汊進行丈量和登記,並對漁戶、船網逐一造冊和徵課。此後,這些課冊不僅是河泊所向漁戶徵稅的主要依據,而且也成為官府和民間認定湖池水面業權的關鍵憑證。在攢造程序或課冊體例上,漁課冊與明代的里甲黃冊基本相似。在內容上,漁課冊的重點在於漁課種類和稅額的登記,而不是在「人丁」和「事產」。此外,漁課冊中「庫甲—頭戶—貼戶」的賦役編派結構與黃冊中「里長—甲首—畸零」的結構十分相似,且「頭戶」與「甲首」在賦稅徵收上的職能也類似,負責單獨或輪流代官府向其他課戶催徵賦稅。但是,漁課冊的攢造周期比十年一大造的黄冊更長,每次的更造中間幾乎都相隔了五、六十年。至明代中後期,政府對於承課漁戶的登記和管理已經趨於鬆懈,漁課由漁戶自運解納向布政司、州縣搭解轉變。清康熙年間發行「課戶照票」,課額在制度上得以固定,加上自封投櫃的實行,改變了明代以來「以冊徵課」的模式,從而導致漁課冊在賦役徵收中的功用逐漸弱化。

 

 

關鍵詞:明代、鄱陽湖、漁課冊、漁戶、漁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