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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辛之際趨新士人的時局因應──
偏於「言」的部分

戴海斌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庚子事變之際,華北戰事方興,而東南各省與列強議約互保,自處局外。如魯迅觀察到:「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群」指士大夫,而一些封疆大吏與士人看法相類,遂有「東南互保」出現。本文關心者在於,如果說趨新士人與疆吏存在某種共識,那麼「相類」者為何,邊際在哪裡?在總體以「抗命」為特徵的政治選擇中,士人如何擺放「社稷」與「列強」的位置?在1900年這一具有轉折意味的年份,士人思考的承前者、啟後者又分別為何?督撫和趨新士人在「互保」一點上達成暫時共識,但在後者應對時局的設想中,「與外人立約互保,以保境寧人」也僅是「一時權宜之計」。當時不同背景士人群體在「借權督撫」的手段選擇上表現出相當的共性,然於政局的總體判斷及應變目標卻大相徑庭,同以「勤王」旗幟相標榜的各方行動,亦隱含分歧。外患達於極點,時人皆有瀕於「滅種」的焦灼感,偏向自省的國家觀念也達到臨界點,利用外國勢力以「圖存」、「救亡」的思想盛行。不滿於「互保」而謀出位之思者,竟同「猶與列強交通」的疆吏一樣,也極端倚賴外援,形形色色的「志士」 為實現「民族主義」目標,提出各自「救亡」方案,實際以對現有國家政權不同程度的「離心」為代價。事後,清政府改弦易轍,開始「文明國化」進程,同時也遭逢前所未有的「帝國的時代」,在國家目標外傾的同時,「反帝」與「逐滿」興起為時代的變奏主題。國人心態在「走向世界」過程中經歷無數曲折,這一切都成為了民國所繼承的遺產。

 

 

關鍵詞:庚子事變、東南互保、趨新士人、藩鎮論、勤王、文明國化、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