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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師母到女宣──
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

李貞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以美國宣教士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為例,探討二次大戰後基督教在臺灣醫療傳道的轉變及其中的性別與政治意涵。孫理蓮於1927年隨夫孫雅各(James Dickson, 1900-1967)奉加拿大長老會差派來臺,1940年因美日關係漸趨緊張而轉往南美圭亞那,1947年重回臺灣宣教,至1983年去世為止。最初十三年以師母身分協助丈夫的教會事工,戰後返臺則表示「不願只當宣教師的妻子,而要當宣教的妻子」,於是寫信募款,成立芥菜種會,創建宣教事業。本文利用孫理蓮的書信、報告、傳記和新聞資料等,嘗試呈現醫療傳道、性別政治和殖民議題在二十世紀下半臺灣的風貌。初步觀察所得有三。


首先,是關於醫療傳道性質的轉變。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宣教士藉著帝國主義擴張之便投入海外傳道,其中仰賴外科手術在東方醫病行神蹟者不乏其人。然而,經過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力推行,西方醫學在二十世紀中葉的臺灣已然成為主流。洋鬼醫生挖眼剖心的焦慮已息,手術治療雖非司空見慣,似乎也不再是神蹟奇事了。反而,自始至終都和這些著名外科故事並存的醫療照護工作,如施藥包紮、宣導衛生和緊急接生等,在戰後醫療資源不足的地區依然活躍。孫理蓮便是在西醫不成問題的時代展開她的傳道生涯。她的宣教事業包羅萬象,大多以醫療救助開始,而後擴及育幼和生技訓練,最終則以改信建堂為目標。她回應需求,寫信募款,網羅人才,集資建院。在戰後政局不穩、百廢待興的臺灣,外科手術已非神蹟,關懷照顧才算稀奇,而孫理蓮便是在這個轉變中施展長才,也為這個轉變推波助瀾。


其次,孫理蓮是以妻母的非正式形象從事她的宣教工作。她雖然受過醫護訓練,也穿著護士服從事第一線救助工作,卻不以醫護人員自居,反而以母親自況,認為發現貧病、傾聽痛苦、緊急救助、尋求支援,並解決問題,是任何母親都會身體力行的事。雖然她不願自限於師母的角色,而在返臺之後追尋女宣的生涯,並且成立正式的事業機構,但不論是她本人或她的傳記作者,都有意無意地持續塑造她非正式的形象。這種非正式的形象符合她隨機應變、彌縫補缺的行事風格,也彰顯芥菜種會和做為創辦人的她二而為一的實況,更重要的是,這種以退為進的自敘手法,也是孫理蓮遭遇各種困難和質疑時最有效的應對方式。


最後,孫理蓮得以在戰後臺灣以非正式形象從事醫療救助的宣教事業,實與她的美籍身分有關。她初次抵臺是在日據時代,身為美國人受加拿大差派,到一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互為異族的地方。這和十九世紀以降由殖民母國差派到殖民地的宣教士不同,也和清末來臺的英國或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師有別。她和丈夫之前既未受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保護,之後更因美日之間戰雲密佈而備受監控。然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不論在政治、經濟或軍事方面,都仰賴美國的協助。孫氏夫婦因美國人的身分經常得以便宜行事。芥菜種會每個月收到的捐款信絕大多數來自美國,僅少數來自加拿大。孫理蓮定期返美巡迴演講、拜訪教會慈善機構尋求贊助,或接受媒體採訪、報導在臺宣教需要,然後將獲得的金錢和實物捐贈,透過美國軍方和在臺使館人員的協助運達分發。一方面,在戰後的臺灣,美援、慈善救助和基督教幾乎成為同義詞,而另一方面,孫理蓮也藉由各種管道介紹美國鄉親認識這個反共最前線的「自由中國」。如此一來,「基督教的美國」便先和日本殖民者對照,後與共產敵人抗衡,成為「自由中國」的盟友,而孫理蓮的醫療救助事業也在這個關係與形象的塑造過程中推展開來。

 

關鍵詞:孫理蓮 臺灣 醫療傳道 牧師娘 女宣教士 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