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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撒利如何書寫喬托時代的雕刻史?
──以〈比薩諾父子傳〉為中心的考察

花亦芬

國立陽明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本文從瓦撒利(Giorgio Vasari, 1511-1574)希望藉著建立「正確的」藝術賞鑑準則,剖析瓦撒利「後設的」藝術史書寫手法;並由此論述瓦撒利述史時,往往不惜扭曲、隱匿或添加史實,以符合其論述架構之所需。如果以比薩諾父子為中心來考察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尼可拉.比薩諾(Nicola Pisano, c. 1220/25-1278/84)及其門徒阿爾諾佛.康比歐(Arnolfo di Cambio)的師生關係完全不被瓦撒利提及;取而代之的是,阿爾諾佛.康比歐在佛羅倫斯因受到奇瑪布耶(Cimabue, c.1240-c.1302)的啟發,藝術創作境界大為精進。而與喬托(Giotto di Bondone, 1267/75-1337)同時代互相頡頏的雕刻家喬凡尼.比薩諾(Giovanni Pisano, c.1245/50-1319),在瓦撒利筆下,成就與影響仍遜於受到喬托繪畫啟發的安德瑞亞.比薩諾(Andrea Pisano, c.1295-1348/9)在雕刻創作上的突破。在瓦撒利的論述架構裡,奇瑪布耶──喬托這條佛羅倫斯繪畫史的發展脈絡,彷彿承接神恩般,註定要成為影響藝術史發展的主軸。在瓦撒利眼中,第一期的雕刻家在藝術創作上是否能大為精進,端賴他們是否受到奇瑪布耶──喬托繪畫的啟發。因此喬托時代雕刻史的撰寫,最終仍是依據瓦撒利對佛羅倫斯繪畫史的認知來論述的,儘管瓦撒利所認定的奇瑪布耶典範作品《茹雀拉依聖母像》(Ruccelai Madonna, 1285)其實是西耶那畫家杜丘(Duccio di Buoninsegna)所創作的。
瓦撒利懂得結合佛羅倫斯史學傳統長於表現「公民自豪」(civic pride)的特色,以及中古以迄宗教改革前,基督教善用視覺藝術傳遞言語難以盡說之深刻訊息的傳統,是使《傑出藝術家列傳》終能超越文藝復興「名人列傳」格局,成為十六世紀建構喬托時代以迄米開朗基羅時代藝術史──文化史大論述架構最重要著作的主因。當然,就現代學術求真求實的基本立場而言,這個大論述架構背後所隱涵的政治企圖與「後設」書寫手法,終要面臨二十一世紀更多的質疑與檢驗。瓦撒利增補的〈比薩諾父子傳〉便讓我們清楚看到,糾結在喬托時代雕刻史書寫上的問題,正與瓦撒利如何建構佛羅倫斯藝術發展獨受上天恩寵這個不可動搖的文化意識緊密相關。而這個深富政治意涵的文化意識,經過瓦撒利技巧性地從藝術理論的角度──「新雕刻」終究是要隨著喬托所啟發出來的「新繪畫」一齊向前──來修飾,似乎又將瓦撒利闡述比薩諾父子雕刻成就許多前後矛盾的說法,不著痕跡地單純化為只是他個人藝術理論取捨下的結果而已。

 

關鍵詞:喬托 尼可拉.比薩諾 喬凡尼.比薩諾 瓦撒利 後設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