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七年三月,本院籌設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廣州,聘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三人為常務籌備員,籌備處設在廣州中山大學。同年七月籌備完成,十月廿二日遷入廣州柏園,始有獨立所址,後經議定,此日做為本所所慶紀念日。

  初在廣州,分設史料、漢語、文籍考訂、民間文藝、漢字、考古、人類學及民俗學、敦煌材料研究等八組。十八年遷北平,為工作集中,乃將原設八組歸併為三個學術組,第一組從事史學及文籍考訂,第二組從事語言學及民間藝文,第三組從事考古學、人類學及民物學,並分別聘請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為一、二、三組主任。


  其時本所已在河南安陽小屯發現殷墟遺址,北平故宮所散出之內閣大庫殘餘檔案亦已由本所購得,趙元任復有全面調查全國各省方言之研究計畫,本所乃決定將研究工作分兩方面。

第一、集體研究

(1)整理內閣大庫檔案
(2)調查全國各省方言
(3)從事安陽發掘,為一、二、三組之工作重點。

第二、個人研究

  成名研究員各自發揮所長,新進之助理員及練習助理員甫自大學畢業,則由相關研究員分別輔導,提升其學識能力,以期能獨立從事研究工作。

  史語所聚集全國學術精英,展開新學術的探索,從籌備成立到抗戰前夕,短短八年之間獲得世界學術界的肯定。個人研究成績主要表現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和各種專刊;至於集體工作,舉其要者,內閣大庫檔案之整理,初步完成分類清理,擇要刊布重要資料,有《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各編,每編十冊,記載明清間軍事、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之重要史料。各省方言調查,完成湖北、湖南、廣西、江西、安徽各省之方言調查。考古發掘包括城子崖和日照龍山文化遺址,安陽殷商遺址,辛村西周遺址以及山彪鎮與琉璃閣的東周遺址。尤其安陽十五次發掘,為中國古史研究開創新紀元,獲得舉世推崇。

  本所之有漢學重鎮的美譽,完全得力於正確的發展方向與卓越的研究成績。抗戰發生後,本所隨政府西遷內地,由於物質條件困難及工作人員生活艱苦,以致研究工作不易展開。但因十多年來所訓練培育的後一代年青學人此時均已學有專精,一旦抗戰勝利,客觀條件略有改善之後,本所的研究論文及專門著作即又大量刊布行世,予人耳目一新之感,不但迅速彌補了戰爭期間出版品稀少之缺陷,亦藉此證明了培育後進人才政策之成功。

  本所之命運與國運同步,歷經多次遷徙。民國十八年,因國民革命軍之成功,本所由廣州遷北平;九一八事變後由北平遷設上海。民國廿三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興建各研究所之建築陸續竣工,本所亦由上海遷至南京。抗戰發生前夕,本所先遷湖南長沙,繼遷雲南昆明,最後定居於四川南溪縣李莊之板栗坳。民國卅五年冬,勝利復員,重回南京,卅七年冬,政府撤退來台,本所在傅斯年所長主持下,將人員、圖書、標本、文物等由南京遷台,暫設臨時所址於桃園縣楊梅鎮。四十三年春,隨本院而定居南港現址。

  本所之建築,民國四十三年有研究大樓及倉庫各一幢;四十六年,建考古館大樓;四十九年建傅斯年圖書館,六十七年擴建第二棟書庫,七十八年又增建第三棟。民國七十五年歷史文物陳列館正式啟用,第一、二層為展覽室,第三層為古物倉庫,第四層檔案整理等工作室,第五層行政中心,第六、七層為個人研究室。民國八十三年研究大樓竣工,第一至第六層為個人研究室及專題研究室以及助理工作室,第七層是國際會議廳及討論室。


  本所之建置,自十八年確立歷史、語言和考古三組,二十二年一度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併,改稱「歷史語言社會研究所」,二十三年四月分開,同年五月增設人類學組,四十七年增設甲骨文研究室,七十九年易名為文字學組。全所最大規模共分五組,至八十六年語言學組成立籌備處,本所名稱維持不變,分為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和文字學四組。

  本所創所所長傅斯年先生,也是終身所長,從民國十七年至三十九年。傅先生的史學思想塑造本所的學風,他提倡尋找新材料,發掘新問題,使用新工具,以及集體研究,成為本所治學方法的基本法則。他高瞻遠矚,擘劃研究發展方針,延攬人才,拔擢新進,均不遺餘力。本所歷經遷徙,而圖書文物極少蒙受損失,研究工作得以持續不綴,厥因傅先生領導有方所致。

  三十九年十二月,傅所長病故,董作賓先生繼任所長,四十四年董先生應邀出任香港大學教授,改由李濟先生繼任所長,李先生以其卓越的學術聲望使本所即使在極艱困的環境下,仍然能長期贏得國際漢學界的尊敬。至六十二年本院實行所長任期制,李濟先生卸任,屈萬里先生繼任所長,後因病辭職。高去尋先生繼任,開始籌劃第一期五年計畫,第一任屆滿,堅辭所長職務,改由副所長丁邦新先生代理所務。

  此時正值本院第一期五年計畫開始實施,乃陸續聘請年青學者任職,壯大本所研究陣容。大體而言,自政府遷台至第一期五年計畫之前,本所同仁頗多出國講學,又因國家經濟尚未發展,財政艱難,本所研究人力長期貧弱。自此之後,人力乃大為充實,而且由於人才來自四方名校,本所體質也產生極大的改變。

  七十四年三月,丁邦新先生真除,四年後,退休赴美講學,管東貴先生繼任所長,繼續推動第二、三期五年計畫。自民國八十四年四月起,由杜正勝先生出任所長,調整行政結構,規劃學術發展重點,設置專題研究室(參看本書第伍章),並且有計畫地推動主題研究。八十六年擬定本所中長程學術發展計畫,鉤勒未來十年學術發展的方向。

  現在本所有四組、三館、十一個專題研究室及五個工作(實驗)室。四組即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和文字學四個學術組,是研究人員隸屬的長久性建制。三館分別收藏本所重要圖書和文物,即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研究用的圖書資料,文物陳列館,收藏中國考古與民族文物,和台灣考古館,收藏台灣考古標本。專題研究室與工作(實驗)室,則作為本所學術的基地,匯聚所內、所外與院外的研究人力和資源,以推動學術的發展。其詳分別見於本簡介相關篇章之說明。學術行政的運作,所長綜理全所事務,副所長襄贊之,其下設事務、秘書、會計、資訊四室。所務會議是本所最高決策機構。學術諮詢委員,由院聘所外學者組成,決議本所學術發展之政策與方向,此外還有學術發展、圖書館與資訊三個常設委員會。其間關係參看「本所組織圖」。


  本所現有研究人員(含合聘一員)共五十九人,歷史學組二十七人,考古學組十一人,人類學組十三人,文字學組八人。因為人類學組基本上以歷史學為主,就學術背景而言,除體質人類學家一人外,其餘十二人都可以算是歷史家,故專長大類之分析,歷史學有三十九人,考古學十一人,文字學八人。

  就史學專業分科而言,包含婦女史、生活史、法制史、藝術史、民族史、宗教史、思想史、社會文化史、政治社會史和社會經濟史等。專業分科往往一人兼領多科,宗教史、思想史、藝術史也都含有社會史的成分,所以本所的歷史學家是以廣義的社會史佔最大多數。

  考古學十一人,中國大陸考古二人,台灣考古八人,考古科學實驗一人,以台灣考古為主。考古學家也多有跨領域的情況,全力投入或部分力量投入研究大陸考古學者不會超過四人,不過連同別組合計,屬於廣義之中國考古學者當有六、七人。

  文字學八人,屬於古文字學者七人,其中甲骨文和戰國文字佔多數。

  體質人類學一人。

  本院既以研究為職志,各所成績固當以研究成果之優劣多寡為衡量的標準。本所自創所以來便建立高標準的出版原則,舉凡史料整理、考古發掘、語言及民族調查的報告和研究皆經過嚴格的審核。七十年來計出版集刊六十九本共一百八十九分,考古報告集三十五本,各種專刊一百三十四種,史料六百六十八冊,以及其他各種論文集三十種。

  本所未來學術發展的基本態度:

  • 以廣義的歷史和文化為研究之目標,舉凡歷史學(狹義的,亦即大學歷史系所涉及的領域),考古學、人類學(或民族學),以及文字學都是研究這些目標的工具和方法。
  • 研究對象雖以中國為主,但不以中國為限,要把中國的歷史文化放在世界史和世界文化的序列中來討論,從與中國有長遠關係的亞洲開始。

  • 中國文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包含不同的內容,未來研究應著重其多元性和複雜性,避免簡單化,尤其要跳出漢人-漢文化中心論來觀察漢族與異族的交流。

  • 從世界學術史來看,出色的學術定會反映時代與社會,未來與七十年前創所的時代與社會皆不相同,本所同仁當亦對當今所處的時代與社會有所反省才容易建樹我們的獨特的學術風格。

  •   史語所七十周年正逢二十到二十一世紀之交,國內環境與世界思潮都產生極大的變異,但我們認為本所自創所以來所揭櫫的蒐集新史料,以開發新問題,並借用新工具來幫助解決的方法仍有其歷久彌新的意義。而本所創所時傅斯年先生明言反對「國故」,研究範圍不以中國為限的眼界,我們覺得是開啟本所學術新生命的鑰匙。他之反對疏通,不輕易侈論,以及追求真知的信念,誠可做為今日學者的鍼石。